這個由樹枝和舊帳篷搭乘的簡易屋棚，位於日內瓦阿爾夫(Arve)河畔，目前它是一位摩洛哥少年的家。
Mark Henley / Panos Pictures
無家可歸是一個難以處理和量化的難題。有些國家和城市會對這些流落街頭的人進行登記或設法施以救助，也有些國家和城市對其漠然處之。瑞士雖然是一個很富裕的國家，但在這方面的表現卻差強人意。在這個阿爾卑斯山國家有多少人無家可歸？研究人員第一次就此進行了全國性的調查，希望能夠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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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28日 - 09:00
瑟琳·施泰格米勒
自纳沙泰尔大学新闻与媒体学院(AJM)毕业后，于2018年加入瑞士资讯swissinfo.ch，担任“Nouvo in English”项目的视频记者。来自提契诺州。自11岁在学校营地拿到第一枚“记者证”以来，一直在瑞士各地拍摄、写作和采访。
一些國家、城市和地方政府在幫助無家可歸者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加拿大，一群無家可歸者最近一次性獲得了7500加幣(約合美金5772元)的現金援助，這是一項社會實驗，旨在幫助他們重回正軌、自食其力。
這項名為“New Leaf”的實驗，選擇了50位最近在溫哥華地區(Vancouver area)有露宿街頭經歷的人，並給他們發放了一筆現金，金額相當於不列顛哥倫比亞省(British Columbia)一年的收入救助金。一年之後，這項研究發現(英)外部链接 ，與沒有收到援助的無家可歸者對照組相比，受助者在住房穩定性、食品安全以及對社會服務的依賴程度等方面都有了更大的改善。
1948年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對居民適足的住房權有所規定，但據估計，全世界有1.5億人無家可歸(英)外部链接 。儘管瑞士的富裕程度在全世界享有盛譽，但是這裡同樣有人流離失所：每年冬天，氣溫下降，流落街頭的人需要溫暖的床鋪，這導致緊急收送所床位告急，從而引發了有關流浪者群體具體人數的爭議。
在這座歐洲最貴的城市裡，有些人躲在橋下的帳篷裡睡覺，在河裡洗澡。
Mark Henley/panos Pictures
人數難以確定
要想在全國性內對無家可歸者的人數成功進行量化，這顯然並不容易，但是歐洲內外都有許多國家至少發佈了估算的數據(英)外部链接 。 2017年，美國公佈的無家可歸人口為55.37萬人(佔總人口的0.17%)，丹麥公佈的數據是6635人(0.11%)，韓國公佈的數據是1.1萬人(0.02%)。包括瑞士在內的其他國家則只公布貧困率。
瑞士西北應用科學大學(FHNW)的研究人員目前正在進行一項全國性研究，首次就瑞士的無家可歸者人數進行估算。由Jörg Dittmann教授領導的團隊，於2020年初啟動了該項目，預計明年春季便可以獲得初步結果。該研究的重點在於一系列面對面形式的訪談，這些訪談已於12月第一個星期內完成。
在該領域展開研究
負責協調訪談的Christopher Young解釋說：“我們想要了解的是一個很難接觸到的群體：如果他們沒有住房，你就無法定向發送調查問卷。而問卷可以說是一種標準的調查方法。”
阿尔夫河流经日内瓦，最终汇入罗纳河(Rhone)，在阿尔夫河的Acacias桥下，可以发现一个与日内瓦居民的生活场景截然不同的“平行宇宙”。这个隐藏的帐篷群里居住着来自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利比亚的年轻人。
Mark Henley/panos Pictures
Young 說：“僅僅給他們一張10頁的問卷和一支筆，這是行不通的。通常，這些人還有其他擔憂。”他強調，這些人的語言和教育背景也可能不盡相同 。 “當然，有些人拒絕參加調查。但總的來說，他們對調查人員普遍充滿善意。”
研究方法
研究人員在日內瓦、洛桑、巴塞爾、伯恩、聖加侖和盧加諾這六個主要的瑞士城市中選出了50家機構，包括慈善廚房、緊急收容所以及醫療機構。 85名調查人員走訪了這些機構，他們坐下來與造訪這些機構的無家可歸者聊天，以結構化匿名訪談的方式完成了一短一長兩份調查問卷。
參與調查的無家可歸者如果能完成歷時15分鐘的問卷調查，就可以獲得5瑞郎(約合人民幣36.7元)的報酬。這份問卷可以過濾掉那些前一夜在戶外或緊急收容所中過夜的人。然後，調查人員會進而要求這些被視為無家可歸者的目標人群填寫第二份較長的問卷，完成問卷後他們可以再獲得10瑞郎的報酬。
在部分機構中，在場的無家可歸者群體中至少有一半人願意回答調查人員的問題。 “我認為，他們對這項研究總體上持積極態度，這表明(參與調查)不僅關乎報酬問題，還為人們提供了一個講述個人經歷和談論自己的機會-即使這只是一次結構化的訪談， ”研究人員表示。
訪談獲得的數據尚未經過分析，但是研究團隊跟踪調查了造訪這些機構的流浪者總人數，以評估參與調查者佔瑞士全境無家可歸者的百分比。他們會將自己的中期數據與所在城市負責處理無家可歸人口問題的部門提供的數據進行比較，然後再通過計算得出最終結果。
研究遇到的挑戰
如何應對處理無家可歸者的問題，不同國家也有不同的做法。負責瑞士西北應用科學大學該研究項目的Dittmann教授，同時也是歐洲聯網“統計歐洲無家可歸者數量”(英)外部链接 組織的成員。因此，他可以比較不同國家的方法，從而找到在瑞士研究這個問題的最佳辦法。
Young解釋說：“在柏林、巴黎或布魯塞爾，人們進行了大範圍的街頭調查，統計那些睡在戶外的無家可歸者的人數。由於各種原因，我們最終決定摒棄這種做法，主要是因為我們沒有足夠的資源。”
“( 各國) 統計無家可歸者人數的方式總是存在差異。”
北歐國家的調查更具連續性。 Young 說：“已經有斯堪的納維亞國家對無家可歸者進行官方登記。我們可以定期獲得丹麥的數字，我記得大概是每兩年更新一次。但是(各國)定義和統計無家可歸者的各種方式總是存在差異。”
日內瓦阿爾夫河邊，一位露宿街頭者站在Acacias橋下，他晚上就睡在這裡。
Mark Henley/panos Pictures
在瑞士，一般只能找到某個機構的數據，很少有關於整個城市無家可歸者全貌的統計。瑞士西北應用科學大學之前的研究估計，在巴塞爾大約有100人在戶外或緊急收容所過夜。蘇黎世市估計，全年至少有十餘個人露宿街頭。
後續如何
儘管確定哪些人是無家可歸者、並對該群體進行量化統計是很難完成的任務，那並不意味著沒有必要去直面和處理這個問題。恰恰相反，“我們的目標是為社會變革提供數據，當然包括討論、甚至是制定與無家可歸者相關的政策……這可能是某些流落街頭的人願意參與這項研究的動力所在；也肯定是某些機構配合我們的動力之源，” Young說。如果想改變某種情況，那必須得先去了解它。
位於布魯塞爾的歐洲議會已於11月24日通過了一項決議(英)外部链接 ，該決議呼籲歐盟及其成員國在2030年之前徹底解決無家可歸者問題。然而，瑞士尚未制定全國性有關無家可歸者的政策。研究人員希望他們的研究結果可以帶來政策上的改變。
Young 指出：“我們絕對可以從這個方面去改善情況：為無家可歸者提供一種更全面的幫助。”他解釋說，儘管有大量機構可以滿足流離失所者的需求，但是該群體還是被迫顛沛流離，不斷從一個溫暖的地方搬到下一個地方。
(譯自英文：樊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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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是最富有的国家之一，尽管在这里谁都不担心饿死，但还是有60万民众，挣扎在贫困线上。Niggi Schwald就是他们中的一员，虽然生活在“富可敌国”的苏黎世，但他却是无家可归、街上的乞讨者。如今，作为城市向导，他向人们讲述着自己的故事，还带着参观者穿过苏黎世，向人们展示这一富裕都市的另一面。
瑞士是最富有的国家之一，尽管在这里谁都不担心饿死，但还是有60万民众，挣扎在贫困线上。Niggi Schwald就是他们中的一员，虽然生活在“富可敌国”的苏黎世，但他却是无家可归、街上的乞讨者。如今，作为城市向导，他向人们讲述着自己的故事，还带着参观者穿过苏黎世，向人们展示这一富裕都市的另一面。
那是苏黎世9月的一个下午。当天没有下雨，气温怡人。对Niggi Schwald来说，晚上睡公园的长凳就好了，这是他最喜欢的一个地方，就在市中心后面。他爱那里的宁静，“我早上不愿醒太早，”他说。
66岁的他对这座利马之城(苏黎世)了如指掌。当然他最了解的还是这座城市的阴暗面，穿过穷人、无家可归者，和那些领不到救济金的人的目光。他自己也在大街小巷上生活过4年。对于那段流浪的经历，他并未感到羞愧。归根结底，那也是他自己的选择。
一个睡袋、一个垫子、一个小的双肩背，还有一些衣物。这就是Niggi Schwald的所有-他在大街上生活时为数不多的几件家当。那是2005年，他在苏黎世郊区铁路桥下发现了一辆被废弃的干草车，而这车就成了他的栖身之所，“那寒冷的冬夜，我永远也不会忘怀。我生了一堆火，却还是冻彻心扉，”他讲述道。
在监狱度假
那时的Niggi Schwald一贫如洗，在城里几个人气较旺的地方开始乞讨：中央火车站、商店和公车站点附近。运气好的话， 一天可以挣50瑞郎。他的“技术”在于，尽量表现得体面一些，至少要有礼貌。
如果下雨或者天气很冷，那么他就会钻到购物中心里。那是一个挺舒服的地方，离他的栖身之所也不远。购物中心就是他的一个“起居室”，他白天的时间大多在那里度过。总会有人给他一杯咖啡，或是一块蛋糕。一位商店的员工还给了他厕所的钥匙，这样他就可以在里面洗澡、洗洗衣服。
周日，商店关门，那么他就会去苏黎世的Kloten机场，混迹于旅客中间。那里的公共电视屏幕总会播放一些足球赛、滑雪赛，“这可以说就是我的业余生活，”他这样回忆道。
警察只找过他一次麻烦，那是因为他无票乘车，被逮到后又不缴付罚款。于是，他被关进监狱10天，“一天三顿饭，有暖气还有电视，对我来说就像度假一样”。
对无家可归者来说，一天的思绪总也离不开吃。夏天，他可以去农庄吃饭，因为他会帮农民干些庄稼地里的活儿。而在冬天，他有时并不想离开自己的干草车、去市中心“找饭辙”，就只好拼命灌水。有一点是确定的，在瑞士没有人会挨饿，因为到处都有救助机构。
在苏黎世，就有例如Suneboge(德)这样的合住中心，Niggi介绍说。对十几位流浪汉来说，这里就是一个救助点。它的前身是监狱，就在瑞士证券市场旁边，现在可以提供热餐，而且非常廉价。
上万名贫困者
联邦统计局最新数据(德)显示，瑞士有7.7%的贫困人口。具体来说就是，有59万人够不上法律规定的收入线，难以满足本人及其家庭的食品、住房、医疗保险等基本需求。尽管许多人其实都是有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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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再加上那些在贫困线上徘徊的人，据Caritas估计，这一人群可能会达到100万。瑞士有差不多1/5的人难以负担2000瑞郎的额外支出，例如一张牙医账单，Caritas在它今年公布的《瑞士新的贫困手册》(德、法)研究中这样写道。
特别容易“受穷”的是单亲家庭、单身成人、没有受过中高等教育，以及待业在家的人。尽管Niggi不在此列，但“坠入贫困是很快的一件事”。
在这位生于巴塞尔的人在大街上流浪之前，曾有过一段婚姻。他在工程师事务所工作，月薪也有7000瑞郎。“没什么好抱怨的”，后来他离婚了，工作压力很大(“我总想做的更多”)，最后公司也倒闭了。那时他简直要崩溃，“每个人都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Niggi对此确信不疑。即使是上层社会的人，例如曾担任保险公司总裁的Mike，曾经在世界上飞来飞去，而如今也只栖身于“Suneboge”一个小小的房间里。
难以逾越的孤独
尽管命运多舛，但Niggi Schwald认为他还是幸运的。他可以时不时地喝上一杯，啤酒或红酒，只要他攒够了钱。他从未变为毒品或酒精依赖者，只有吸烟是他唯一的“不良嗜好”，以前，他总是管行人要烟。
他相信，这是因为他的个性：“我一向都很乐观，因为我相信，不会有什么更糟糕的事情发生了”。他从未迁怒于人，既不怪政府、也不怪社会。他知道，他可以申请社会救济，他有这个权利。但繁琐的行政手续、填不完的表格和要与政府官员展开的对话吓坏了他，他不愿自找麻烦。
因此，他宁愿生活在大街上。这样的生活无须遵循什么规则，正如他所说，他是自由的。不过他也为自由付出了代价，“我没有什么人际关系和社会网络。对我来说，那种孤独是最难以忍受的”。
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无家可归或乞讨者一般都有一只狗或者其他宠物，他说。宠物对于他们要远远超过“冒险伙伴”这样简单的意义。
城市的阴暗面
福利城市游
“惊奇”(德)联合会在巴塞尔组织了首个“福利城市游”。该组织出版一份街头杂志，而且致力于照顾流浪汉。
这类城市游的目的有二：首先是，依照穷人、无家可归者、申请不到救助金的人的眼光，展示这座城市；其次是，让这些人有可能成为城市向导。
巴塞尔于2013年4月首次按照德国模式提出类似建议，到目前为止，共有5500多人参与了这类城市游。
因为Niggi Schwald的付出和组织，这类城市游也出现在了苏黎世。2014年10月3日首个福利城市游顺利进行，总共持续2小时。今后这类项目还将在伯尔尼展开。
Niggi从未有过狗。他一向都是踽踽独行，直到有一天，那是2009年12月的一个夜，在自己的干草车上，他突然说：“够了，该结束了”。他不愿这冰冷彻骨的夜再次在野外度过。第二天早上，他去到了新教教堂的穷人赈济中心，从此，生活开始了彻底的改变。
如今，Niggi Schwald生活在苏黎世一套带家具的一居室公寓里。他是戏剧团体Schrägi Vögel(德)的组织人员，帮助召集街上的行人一起来表演。如果还有时间，那么他也会帮助那些贫困或边缘人组织。
“我的日程表”，他半开玩笑地说：“和商务人士也差不多”。一个月1700瑞郎的退休金基本够花，“钱很重要，但不如人际及社会关系重要，”他说。Niggi又回到了街上，不过这次是为了帮助无家可归者摆脱孤单，他的项目被命名为“福利城市游”(德)，带领游人在几个小时内了解当地流浪汉的日常生活。
客人们可以看到为穷人提供的“午餐桌”，紧急避难所，或者为有毒瘾的人准备的各类设施。这些地方都是普通公民尽量避免看到、接触到的，“这并非是去参观动物园，但它提供了消除偏见的可能，”Niggi确信。
只有一个地方，在他的导游路线里再也见不到了：干草车，那是他在铁道桥下睡了多日的地方。车，失踪了，取而代之的，是电车轨道。真遗憾，他微微叹气：“那里还是留有我那个时候的美好回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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