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來了又走，卻把恐懼留下

2021年1月出行限制令下的聖莫里茨，自中世紀以來限制出行就是防疫的一項重要措施。 Keystone / Giancarlo Cattaneo

醫學進步讓西方世界忘卻，人類曾在幾百年的時間裡一直面臨著病毒的威脅。此次爆發的新冠疫情讓人們記起人類依然是脆弱的。它喚醒了我們久違的畏懼之心，一位醫學史學家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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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年來我們的社會深受疫情影響，人們對政府提出的或封城、或接種等措施褒貶不一。

這並不是人類首次面對嚴重疫情，與以往相比，新冠有什麼不同？醫學史學家Alain Bosson(英)外部链接對此做出了分析。

瑞士資訊swissinfo.ch：作為一名歷史學家，您認為哪次疫情最嚴重？

Alain Bosson：中世紀的黑死病。西歐自6世紀以來，一直都未被黑死病侵擾，但在1347-1351年間，第一場大瘟疫來了。

某些地區黑死病導致了1/3-1/2人口的喪生，直至18世紀，瘟疫一直都斷斷續續。

瘟疫的流行迫使統治者採取措施。人們漸漸發現，對病人進行隔離、檢疫以及限行等措施可以逐步縮小疫情規模，此後再遇疫情時人們也大多採用此法。

對歷史學家來說，太陽底下無新事，如今我們又觀察到，人們對於大流行病的擔憂與行為方式依然與以前沒什麼兩樣。

許多人都拿新冠與一戰末期的西班牙流感相提並論，這兩者有什麼可比之處嗎？

這兩次疫情都是在全球迅速蔓延的，規模也差不多，但黑死病不同。

例如瑞士在1918-1920年間據估算有1/3甚至1/2的人都染上了西班牙流感，感染率極高，比新冠的傳播性強許多。

此外就沒什麼好比的。西班牙流感更讓人恐懼，當時的人們不知所措，因為他們還不知道病毒的存在。

起初甚至有人提出這是黑死病的一種。如今我們已很了解新冠病毒，雖然尚有盲點。

最大的不同是西班牙流感的致死率相當高，令不少20-35歲之間的青壯年喪生，而新冠病毒主要攻擊的是老年人。

當時的報紙報導了不少案例，都是孩子父母雙亡，只能與祖父、外祖父母相依為命。還有一點更讓人憂心：它摧毀的是當時社會的中堅力量。

但我們有種感覺，好像與百年前的人相比，現代人更易陷入恐慌。

在我們如今生活的現代或後現代社會裡，健康是極其重要的。每家都會為醫療保險付很多錢，相應的對醫療系統的期望也就高。

20世紀初人類的平均壽命不過45-50歲，而現在已逾80歲。那時的孩子因分娩或兒科疾病等不可控因素，很多都夭折了。

人們普遍有一個心理預期，活到50歲就可以啦，這有些宿命的味道，但當時的人是不避諱死的。不過這並不意味著他們會聽憑命運擺佈。

弗里堡大學當代史博士、高中歷史教師Alain Bosson著作頗豐，他所有的書都與醫學史相關，特別是弗里堡州的。其新書介紹了從中世紀開始到舊制度結束前弗里堡的藥劑學。 Alain Bosson

西班牙流感實在讓人害怕，因為病人死得太痛苦了。

人們非常恐慌，但尚能克制。當代人的反應要激烈得多，這是我們社會的縮影，因為現在人們忌諱談死。

部分人反對打疫苗，甚至公開表示敵意。從歷史上看是一直如此，還是一個新現象呢？

從一開始就有反對的聲音。歐洲起初打疫苗是為了防天花，這是一種很可怕的病，近百年來吞噬了上千萬人的生命。

人們通過種牛痘，也就是這種病的輕微版來免疫。

雖然那時疫苗被看作萬能藥，但人們還不知道病毒。採用這種方法只是源於好的經驗卻並未得到科學證實。

唯一可以確定的是，疫苗可以激發免疫系統，但這並非毫無風險，19世紀只有勇敢的人才敢於接種疫苗。

路易斯·巴斯德(Louis Pasteur)研究狂犬疫苗的工作解釋了一切、並為現代免疫學掃除了障礙。但羅伯特·科赫(Robert Kochs)在德國首次嘗試研發結核疫苗時失敗了，甚至導致病人死亡。

疫苗的歷史確實充滿了風險和不確定性，這點至今仍停留在我們的集體潛意識中。

這是難以實施疫苗強制接種的原因嗎？

瑞士政府唯一一次嘗試實行強制接種是在1879年，聯邦要為防疫立法。然而人民發起了全民公投並於1882年以80％的反對率否決了該法，主要就是不同意疫苗接種強制化。

有些州也試過，例如弗里堡曾在1872年5月14日推行過強制接種，但持保留意見的人太多了，只有一小部分人接種了疫苗，該措施很快就取消了。

可以這麼說，政府已經對“義務接種疫苗”不抱任何幻想了。因為從古至今疫苗作為一種醫療手段，無論如何都需要得到患者的允許。

這是難以實施疫苗強制接種的原因嗎？

瑞士政府唯一一次嘗試實行強制接種是在1879年，聯邦要為防疫立法。然而人民發起了全民公投並於1882年以80％的反對率否決了該法，主要就是不同意疫苗接種強制化。

有些州也試過，例如弗里堡曾在1872年5月14日推行過強制接種，但持保留意見的人太多了，只有一小部分人接種了疫苗，該措施很快就取消了。

可以這麼說，政府已經對“義務接種疫苗”不抱任何幻想了。因為從古至今疫苗作為一種醫療手段，無論如何都需要得到患者的允許。

但縱觀疫苗的歷史還是逐漸走向成功的。

確實，二戰後小兒麻痺和天花都已被消滅，從歷史上看這是非比尋常的成就，是醫學的高光時刻。

那時醫學奇蹟頻出，1967年Barnard教授進行了世界上首例心臟移植手術。那是一個為醫學高唱凱歌的時代，人們甚至相信醫學可以治愈一切。這種想法得到公眾的贊同，那時的人們對醫學非常信任。

然而隨著80年代愛滋病的出現，這種信任感被削弱，人們這才意識到，醫學也是有邊界的。與此同時各種療法紛紛回歸，它們被看作是更自然的治療方式。

例如出現了私人產房，產婦不願再在醫院分娩。與此同時對疫苗的不信任感也在攀升，有些人更相信自然療法。

從那時起質疑醫生和衛生部門的聲音開始多了嗎？

是的，直到80年代醫生的話都很管用。 60年代的人們絕不會想到可以在媒體上質疑專家的意見。普遍來說政府的話是很有威信的。

如今人們似乎認為，所有的科學真理都可以拿出來討論討論，就拿疫苗來說，可以簡化為“您是否相信疫苗的效果”這樣的問題。

與之前相比，不輕信、批判性地看待問題固然很好，但在科學已證明和確立的事實面前，也有人挑起討論，就會令人生厭，因為他們往往並不具備科學的討論前提。

(譯自德文：宋婷)

(Übertragung aus dem Französischen: Christian Raaflau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