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天堂瑞士，何处安身？
自1980年以来，瑞士小农场经营者的数量已骤减到当时的一半。在农民群体中弥漫的万念俱灰的情绪，被外界大大低估了。
汉斯(化名)长叹了口气。他的牛棚空无一物、寒气逼人，待上片刻就让人如坐针毡。和主人一样，草耙子、扫帚和过去挤奶时坐的凳子无精打采地依靠着墙。
“日子并不容易，”说这话的时候，汉斯的眼睛空洞地凝视着看不见的远方，眼神缥缈而恍惚。
在他脑子里盘桓不去、令他失魂落魄的，究竟是他去年被迫卖掉的18头奶牛，还是渺茫不清的未来？
汉斯已年逾半百。过去的三十年来，他的主业就是把自家挤的新鲜牛奶送到当地的乳品公司，经过加工变成酸奶、奶酪和黄油。
“我只是没法继续这样下去了，”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无奈的味道。2015年秋天，腰椎间盘突出症折磨得他几乎无法动弹。经过长时间的治疗，因脊椎神经压迫而造成的下肢麻木症状逐渐缓解，他才重新站了起来。但自从经历了这场大病的洗礼之后，他不得不格外关注自己的身体状况。
屋漏偏逢连夜雨，去年夏天，他的奶牛忽然遇上了严重的生育困境，纷纷自动绝育了。“没人能说得清导致这些问题的原因，”汉斯回忆道。随后，他不得不对使用期已逾30年的牛棚连同那些年久过时的设备进行了全盘修缮和更换，为此，他不惜东挪西凑，举借了大笔外债。这种进一步加大投资的想法随之给全家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尤其是他的四个子女并未打算子承父业、继续饲养奶牛，而是选择了与父亲截然不同的职业道路。
勉强支撑到2016年末，汉斯终于在现实面前卸甲投降，低下了头。“我并没有失败，因为由始自终，我都深爱着我身为一个农民的工作和我饲养的动物。只不过我无法再不惜任何代价地去从事这份工作了，”这就是汉斯彼时的心声。然而在过去的两年间，为做一个称职的农民而不惜放弃一切的决定，已经彻底改变了他的日常生活：过去，动物的饮食起居、一举一动主宰着他的作息时间表；而如今一睁眼，白昼似乎永无止境。当汉斯的妻子外出工作时，他只是一个百无聊赖地困在家中的“家庭煮夫”。
滚滚巨轮
回溯往年，瑞士每年多达数百个农场停止经营，关门倒闭。自上个世纪80年代至今，国内农场业务数量骤减至彼时的一半，迄今仍然保持运营状态的仅剩下5.3万家左右。仅2015年，就有800家农业企业倒闭歇业，其中绝大部分都属于中小型企业，尤其以专门从事乳制品生产的农民商户为主。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面积超过50公顷的大型农场的商贸业务在过去数十年间却始终保持着增长势头。“就像所有行业一样，农业正经历着一场结构转型，”身为农学工程师和农业领域专家的詹卢卡·朱利安尼(Gianluca Giuliani)评价道：“农场注定会不断发展壮大，以提升自身的生产效能及保持可持续性。要不然，它们就必须得去发掘利基市场(又称“缝隙市场”，特指被市场中的统治者或有绝对优势的企业所忽视、却符合劣势企业自身优势的市场)，比方说开发农业旅游项目，或者直接向消费者推介出售产品。但并不是所有的农商都能拥有这种(寻找到细分化利基市场的)机会。尤其是那些无法与时俱进的中小规模农场，存活的机率几乎等于零。”
在朱利安尼看来，农业的结构性改变完全可以借助经济手段来进行细化分析。在采访中，他特意提到了美国农业经济学家威廉姆·科克伦(Willard Cochrane)的“农业踏轮论”(agricultural technology treadmill)，也就是所谓的农业技术踏轮诱发并促进结构转型的理论。
据朱利安尼介绍，这一多阶段性的结构转型，大致遵循着这样的进程：“得益于某项(农业)技术创新，出现了产能过程和价格暴跌的现象，而这些现象则导致原先投资于该技术的农民被迫遭受惨痛的经济损失。作为应对之策，他们开始减少生产，从而使得价格重新上涨。让他们始料未及的是，如此周而复始，最终形成了一个永无出路的恶性循环。”
情感的丧钟，为谁而鸣？
这台看不见的踏轮车，每年把数百名受害者无情地卷入滚滚巨轮中，吞噬着他们经营多年的心血，其中就包括终日在伯尔尼湖区的农场里弯腰劳作的汉斯。“或许在某个时刻，希望之蕊将会再次绽放，”他用颇有诗意的语言描绘着自己尚未湮灭的希望。然而对他而言，要让一切回归正轨远不如想象的那么容易，因为他唯一了解并擅长的工作的所有特征，就是自给自足、户外劳动、和动物打交道。
仅仅在过去两年里，瑞士沃州就有12位农民选择了惨烈的自杀身亡。这也使得原本笼罩在农民头上萎靡不振、焦虑不安的情绪愈发浓重，经久不散。社会各界也相应地采取了防范之策。自2015年秋季以来，皮埃尔-安德烈·舒茨(Pierre-André Schütz)牧师一直对本郊区内遭受危机的农民保持着密切关注。作为纳沙泰尔市附近Autavaux村的基督教新教的一名普通牧师，舒茨无微不至地看顾着40个饱受经济损失之苦的农民家庭。“我遇到过很多绝望的农户，”舒茨在瑞士公共电视台SRF的镜头前说：“人们对未来充满恐惧。”
舒茨很清楚，自己的措辞并不过激或夸大。因为他一度也是一位农民，在与折磨自己数年的抑郁症经历多番抗争之后，他开始学习神学，直到52岁才转而成为一名牧师。如今，他已经67岁高龄，但依然没有退休。在沃州，他还有一份兼职，所以算起来，目前他实际上是开足马力从事着全职工作。
“我整个人被形形色色的请求所占据、淹没。农民们的心灰绝望完全被外界所低估了。”一个申请破产的农民被迫将自己的农场和地产挂牌出售，而在此之前，这片土地已历经了这个家族好几代人的精心耕作与经营。“这番经历无异于一种羞辱，一种不堪忍受的屈辱，”舒茨一声概叹。
农民求助热线
农业的结构转型，并非点燃农民万念俱灰情绪的唯一导火索。
“在这片农场广袤的土地上，几世同堂，耄耋老人与满堂子孙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然而伴随着人们需求的改变，这种同居共栖的状态变得问题重重，”伯尔尼州爱蒙塔尔(Emmental)地区的牧师，同时也是农民求助热线的主席卢卡斯·施温(Lukas Schwyn)这样认为：“如今，绝大多数农民的妻子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因此她们更热衷于在家庭农场之外成就一番事业。而男人们则通常沿袭着传统的角色分工。”
农民求助热线开通于1996年。近年来，它接到的来电次数持续攀升。仅2015年，该热线就收到了151通求助电话，与2011年相比增长了足足一倍之多。据统计，求助者以男性为主，其中39%的诉求原因归结于家庭冲突，其次便是财务与经济困境。
“农民-尤其是年龄段介于50岁至65岁之间的农民，通常开口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该不该横下心来放弃一切-包括传承自家族的农场和土地，”施温介绍说。他再三强调，瑞士法语区内频频出现的自杀，并不仅仅是当前农业政策所引发的经济困境所导致的结果，个人或家庭关系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我们与农民的对谈中，几乎没人会告诉我们自己有自杀意图。但我们确实发现，与抑郁、身心疲惫乃至崩溃等主题相关的来电咨询呈现出增长的势头。”
在结束了对汉斯的采访之后，我们在尚还属于他的农场里与他挥手道别。他从冰箱里拿出一瓶牛奶，俯身倒进了猫的小碗里。这些牛奶不再产自他的农场。他也不再拥有任何一头牛。
(转译：张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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