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国公共媒体及不同的视听费缴纳系统
瑞士媒体格局正在转型。瑞士资讯swissinfo.ch深入了解了世界11个国家公共媒体现状，对这些媒体系统如何在政治和(或)经济压力下运转和维护进行了调查和比较。
+ 中国：党和政府以及人民的“耳目喉舌” – 王菊芳，伦敦
+ 巴西：寡头们的媒体势力 – Ruedi Leuthold，里约热内卢
+ 印度：由国家直接拨款并审查 – Shuma Raha, 新德里
+ 俄罗斯：就连私人媒体也受到国家管制 – Fjodor Krascheninnikow，叶卡捷琳堡
+ 意大利：压力之下的公共媒体 – Angela Katsikantamis，罗马
+ 日本：公共媒体无广告 – Fumi Kashimada，卢塞恩
+ 法国：巴黎人梦想有一个法国的BBC – Mathieu van Berchem，巴黎
+ 德国：家庭税用于公共电台 – Petra Krimphove，柏林
+ 美国：私人先入为主 – Lee Banville，蒙大拿
+ 西班牙：由私人电台资助 – José Wolff，马德里
+ 突尼斯：容易导致腐败和经营不善 – Rachid Khechana，突尼斯
瑞士将于2018年3月4日进行本年度第一次全民投票，这次投票关系到瑞士公共广播和电视事业的未来。倘若国民最后同意“取消广播电视收听收视费”，那么瑞士的媒体就要面临翻天覆地的变化。
联邦不应该插手媒体政策，这是发起“No Billag“动议者提出的要求。这在动议的内容里写得一清二楚：“联邦不应该资助广播和电视”；“联邦无权自己或者委任第三机构收取收听收视费”；“联邦在和平时期不需要设立自己的广播电视台”。
别无选择
如果国民这次通过了这个动议，那么对于瑞士资讯swissinfo.ch的母公司瑞士广播电视集团SRG SSR来说将不再有任何其他选择，集团高层在表态时表示：“集团四分之三的资金来自收听收视费，如果投票被通过的话，对我们来说无疑意味着破产。”
而根据针对这次投票进行的第一次民意调查显示，投票被通过的可能性似乎并不大。
如果投票通过，瑞士将成为欧洲范围内唯一一个取消公共媒体服务的国家，那么不禁要问：如果不曾有过靠收听收视费资助的媒体，以后还会出现这种形式的公共媒体吗？
这个问题的答案与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有关。比如在俄罗斯，没人会愿意缴纳收视费，我们在当地的通讯员这样写道，这是因为俄罗斯政府对媒体的内容监管很严，对媒体报道的内容有所规定。尽管俄罗斯也有私人媒体，但也是在国家的管制之下。
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政府出资上亿欧元支持《俄罗斯今天》网络平台在国外设立站点。比如在德国和法国都设立了平台，仅在法国就耗资2500万欧元。
瑞士资讯曾经被封锁
关于网络封锁，瑞士资讯swissinfo.ch在中国也亲身经历过，瑞士资讯中文网站曾多次被中国网络监管部门短时间封锁，原因是报道了诸如“直接民主”之类的“敏感话题”。
一个缺乏公共制度的国家，也不一定是由国家来控制媒体的，比如巴西电视台就显得无关紧要，一些寡头掌控着巴西的媒体。虽然目前，一个在市场上举足轻重的国际大康采恩“养着”国内最棒的记者，但是没人强迫它永远这样做。
在美国也存在着纯商业性质的媒体系统。上世纪60年代末，美国人开始要求建立一个国家媒体机构(CBP)，不靠收听收视费，而是直接由联邦资助。这个机构再拿出资金的一部分来资助地方媒体。这个建议在国民中受到欢迎，70%选民投了赞成票。
单单靠收费不能保证媒体独立
就算是一个不从国家直接获得赞助，而是靠收费存活的媒体系统，也不能保证完全的独立性，这里由谁来收这笔费用是关键。
如果是国家收费，则存在一种种危险，媒体肩负政治任务。在突尼斯，官方出面收取媒体费，这笔费用被包含在电费中，收缴的费用直接流入国家财政部门，用于资助公共媒体，不够的部分靠国库中的普通资金补充，这就为贪污和“管理不善”敞开了大门，我们的突尼斯通讯员这样写道。
欧洲政府对公共媒体的掌控也在增加，尤其是在东欧，而德国和奥地利现在右翼也在越来越多呼吁政府对媒体的监控。
忠诚追随者的优势
在波兰，PiS党2015年底成为执政党之后，就接管了TVP电视台，将其变成保守派的代言人。当时更换了TVP电视台的领导班子，200多名记者也离开了电视台。
波兰的例子无独有偶，这是非政府组织-记者无国界组织(德)外部链接提供的2017媒体自由各国排名上显示的，通过这个排名还能看出180个参加评比的国家中有61个媒体自由度在下降，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都包括在其中。
谁必须付钱？
印度也是同样的情况，政府能够干涉媒体的经营，比如在决定是否增加职位时产生影响。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领域，就是如果收费的话，谁应该付费。瑞士从2015年起，通过全民投票扩大了收费范围，所有人无一例外必须交费，以前只有家里有收音机、电视机和电脑的人才需缴纳收听收视费。这样做更方便收费，因为省去了抽查工作。
另外还要确定是否该交费的人都交了费。在日本据说只有70%-80%有义务付收听收视费的日本人会如期交费，这就令公共媒体非常拮据，因为他们没有广告收入。
于邻国探讨
在瑞士的邻国关于公共媒体的资金问题也常常引起争论。比如意大利从2016年开始，大范围内引进了通过电费账单收取收听收视费的做法，目前意大利社会党成员，原意大利总理Matteo Renzi现在刚刚提出是否应该取消这一收费。
德国常常被批评说，靠收费资助的公共媒体的监督机构中常常出现政治代表。而在法国，政府虽然表面上不染指公共媒体，但是却常常向公共媒体施加节省开支的压力，令媒体质量遭到质疑。
由此可见，公共媒体事宜成为政治事件并不是只在瑞士。有一点十分明确，就算今年3月4日的投票未被国民所接纳，在今后的几年瑞士媒体系统也会发生变化。
2019年瑞士要将广播电视集团SRG SSR的许可延长提到日程上来，在这个框架下，瑞士联邦将会对合同进行调整。在此之前，联邦将起草新媒体法，对网络媒体予以规范，之后出台新广播电视法。
瑞士资讯swissinfo.ch是瑞士广播电视集团下属子公司。
中国：党和政府以及人民的“耳目喉舌”
王菊芳，伦敦
因为中国的媒体附属于国家，所以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公共媒体，早在上世纪90年代私人新闻平台，如新浪、搜狐和网易出现之前，中国的媒体属于国家，或者受国家监管。
在中国，媒体是党、国家和人民的“耳目喉舌”，而最大媒体莫过于中央电视台CCTV，CCTV的任务之一，也是与国际，包括西方媒体进行合作。
在中国，党政机构要求媒体“坚持党性原则”，同时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关于资金，从上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媒体领域也实施了面向市场的改革，允许媒体靠广告等方式盈收，使媒体行业变成一个重要的产业。需要指出的是，这种面向市场的改革只是改变了中国媒体的资金模式，减轻了政府的财政负担，并未改变媒体(私有网络媒体除外)的官方性质。
在中国另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所谓的“自媒体”的出现，这些由个人在非常受欢迎的社交网站如微信注册公众号，自成一体，随时播报与实事相关的各种内容和评论，一些这样的公众号拥有数百万粉丝，完全有能力吸引广告商的青睐。因此他们的功能与中国传统媒体非常相似，但是这些自媒体也依然要接受国家有关部门的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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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与中国媒体之比较
巴西：寡头们的媒体势力
Ruedi Leuthold，里约热内卢
巴西的四个大电视台制作的节目几乎包揽了全国范围70%的电视收视率，其中超过一半都源自巴西最大电视台TV Globo。
巴西四大媒体集团覆盖了超过50%的读者群。巴西国家电视台主要以教育和文化题材为主，只覆盖2%的收视率。
Globo集团一方面受到批评，垄断信息；但另一方面又拥有最棒的记者、最优秀的编剧和连续剧编导，而这些连续剧又被看作是民族凝聚力不可或缺的元素，在这些节目中作者们常常用接地气的形式在剧情中对诸如社会风气等现象进行解说和批评。
根据“记者无国界”组织的调查，巴西的5个富裕家族掌控了国内的50个宣传机构，而这些家族从中获利颇丰。Globo集团属于Marino家族，而这个家族是巴西首富。福音派传道士Edir Macedo掌管着”Record”电视台，他在巴西富人排行榜中名列第74。
这也反映了一个社会现象，靠媒体生活的人之所以从中获利与贪污和社会不平等分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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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由国家直接拨款并审查
Shuma Raha，新德里
印度国家广电局Prasar Bharati，1997年印度国会立法成立。它麾下拥有印度国家电视台和广播电台Doordarshan (DD)和All India Radio (AIR)及67个其他大小电视台和420个广播电台，是世界上最大的广电局之一。
Prasar Bharati直接从国家获得拨款，不收取收听收视费。当然它也从其他商业活动上获得一些收入，但远远无法满足财政需求。近期有人提议将Prasar Bharati私有化，至于之后对于下属各媒体单位的影响，目前尚不明朗。
印度广电局Prasar Bharati与政府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虽然法律明确规定广播电视台有独立自主权，但是每当遇到财政和管理裁决，政府都要插手干涉。比如新项目的审核或者增加职位等事宜，都免不了受到干涉。印度广电局被冠以政府“喉舌”的称号。
因此经常出现不公正的报道及严格的审核。2014年印度大选前DD电视台对如今的总理Narendra Modi，当时的候选人的采访就有明显的剪接痕迹。今年印度一个州长的讲话就被做了手脚，因为讲话内容对于总理Modi政府持批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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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就连私人媒体也受到国家管制
Fjodor Krascheninnikow，叶卡捷琳堡
在俄罗斯根本不存在任何公共媒体，无论在电子、数字和印刷领域都没有能与瑞士有可比性的媒体。形式上这个国家的媒体分为国家媒体和私人媒体。
在实际操作中，私人媒体同样受到国家的监管，因为在俄罗斯所有私人财产都必须经过国家的允许或者“容忍”，才能拥有。比如说“官方电视台”，几年前由前总统迪米特里·梅德韦杰夫私人创办，是一个完全的国家电视频道，无论是内容、财政还是政治方向，完全受政府操纵。
俄罗斯人不用缴纳媒体费，但这不意味着他们可以免费收听收看广播电视，因为广播电视都是受国家直接资助，而国家的钱来自纳税人，税收直接从工资中扣除。至于媒体领域的消费透明在俄罗斯是不存在的。
国家对所有重要的媒体(电视、广播、纸媒)都会督查到细节，对于内容、时间、形式都有所规定。民众对此也习以为常甚至默许。对于这样的问题：“是否愿意缴纳媒体费，从而将媒体从国家监管下解脱出来，”俄罗斯人100%不会回答。
在这种受管制的状态下，《俄罗斯今天》的女总编谢绝了在荷兰举行的一个国际大会的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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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压力之下的公共媒体
Angela Katsikantamis，罗马
意大利正围绕取消视听费展开讨论。这笔不受欢迎的收费保障了意大利国家广播电视台70%的资金。
由意大利社会民主党成员Matteo Renzi提出的取消视听费建议引起了强烈反响。如果有人认为2016年7月更改了交费系统之后，关于费用的话题告一段落，如今看来并非如此。
自2016年7月意大利人的电费单上加上了视听费，无论是否收听国家广播电视台RAI的节目，都要交纳这笔费用。换句话说：只要家里有电源插口，就要交视听费。与电费合并的同时，视听费还从原来的100欧元年费，降到了80欧元(从118瑞郎降到105瑞郎)。
意大利公共媒体的70%资金来自这笔视听费，其他的由广告收入补齐。
意大利公共电视台的基本原则是尽量避免商业性运作。RAI下属三个主要电视台的电视节目26.6%为普通新闻，第四台有一些深入的分析性节目；12.4%为文化促进节目；16%播放欧洲之外的电影及娱乐节目。
RAI下属的广播电台只覆盖市场的四分之一，意大利私人广播电台居多。
意大利的纸媒大多有出版社所拥有，国家会资助一些报纸和网络媒体，每年国家的这笔开支在1000万欧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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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公共媒体无广告
Fumi Kashimada，卢塞恩
NHK是日本的公共广播电视机构，属下有多个全国性的电视和广播电台及面向国外的NHK World广播电视台。
NHK占据30%的市场，另外70%由127个商业广播电视台占有，其中118个从属于总部设在东京的大集团。
NHK95%的资金来自国家，按照法律规定NHK不允许做广告，这一禁止非常严格，以至于一位歌手必须在一台音乐节目上改掉歌词(将“红色保时捷”改为“红色汽车”。)
在日本所有企业和家庭，只要拥有能够接受电视信号的电器，就必须缴纳视听费。每月接收陆地信号的家庭的视听费为1260日元(11瑞郎)，接受卫星信号的家庭2230日元(19瑞郎)，企业也要付费。
但是只有70%-80%的日本人真正缴纳这一视听费，因为直至目前为止，不交也没有任何后果。如果日本最高法院为一桩类似逃单案件定罪，事情就是两样了。
日本5个最大的广播电视集团，主要的经济收入靠广告费用。《读书新闻报》与日本电视台、《朝日新闻报》与朝日电视台、《日本经济新闻报》与东京电视台、《产经新闻报》与富士电视台是对口单位。
法国：巴黎人梦想有一个法国的BBC
Mathieu van Berchem，巴黎
目前法国公共广播电视正面临着艰难岁月。法国的压力并不是像瑞士一样面临公民投票，而是直接来自他们的总统：马克隆曾对法国《快报》说过这样的话：“公共广播电视是共和国的耻辱”。
政府正在计划一个“可靠的”项目，将法国电视台和广播电台合并成一个由17000员工组成的集团，资金38亿欧元。英国BBC是他们的榜样，这一改革的宗旨是努力做到“协同一致”，尤其是在新闻领域。
马克隆的另一个项目是收费系统的改革：目前凡是有电视机的法国人每年要缴纳138欧元的视听费，这为国家带来每年40亿欧元的进项，从中法国电视台获得66%；7%用于艺术资助；16%分配给法国广播电台。现在计划将收费范围扩大到拥有网络切口的客户。现在法国的这笔收费与家庭税一起收缴，而马克隆要取消这一税收，现在的问题就在于收费形式。
法国公共电视台法国2台一直处于一个两难境地：一方面它一直与法国大私人电视台TF1呈竞争状态，去年两者都分别失去了一些观众(TF1减少20%，法国2台-13%)，受益的是法国新闻电视台。
另一方面，节目质量也受到挑战，尤其是禁止晚8点以后播放广告之后，该电视台的资金减少了5亿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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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家庭税用于公共电台
Petra Krimphove，柏林
1984年当Sat.1电视台作为德国第一家私人电视台开播的时候，堪称奠基石，几乎同时又出现了RTL plus电视台，自此德国公共电视台如ARD和ZDF便有了强有力竞争对手。
私人电视台必须自负盈亏，靠广告收入和一些收费节目自给自足。这就对收视率有了很大要求：越多人收看，钱就越多。收视率也代表观众的认可。
而国家电视台则有宣传文化和传播信息的任务在身，他们的新闻及访谈节目依然在德国人心目中拥有最强可信度。
作为官方机构，ARD和ZDF电视台主要靠国家拨款，每年他们拥有80亿欧元的资金，每个德国家庭每月支付17.50欧元的月费，无论是否看ARD和ZDF电视台的节目，都必须交纳这笔费用。
对于德国的公共电视台，有人批评他们“过左”，又有人说他们“过右”。的确在官方电视台的监督机构中，不仅有工会和经济联盟的代表，可也有来自政界的党派代表发表自己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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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私人先入为主
Lee Banville，蒙大拿
公共媒体在美国从来就没有独立过。在许多其他国家，当广播和电视刚刚出现时，都出现了一种形式的国家资助的广播电视台。而美国却不同，很长时间这里都是以私人广播电视公司为主。后来在相对较晚的时期，才有了国家广播电视台。
直至1967年广电法规定联邦资助官方媒体，于是创建了美国公共广播公司(CPB)。
在美国公共媒体并不是国家机构，而是一种地方公共设施，一部分资金由联邦解决，其他部分分别由私人赞助商、各大企业和基金会分担。
与其他国家不同，美国的公共媒体不是靠国民的税收或者收缴视听费而运转，而是从联邦资金中获得。也就是说联邦大会必须全体通过将政府资金拨给公共媒体。
美国的两个重要国家广播电视机构分别是公共电视台(PBS)和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的成员，负责为地方用户提供从陆地接收信号的节目。
有些美国人质疑公共广播电视机构存在的必要性，因为信号接口用户越来越多。但是一项民意调查的结果却表明，70%美国公民支持PBS和N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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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由私人电台资助
José Wolff，马德里
西班牙公共媒体概念的出现可以追溯到1937年西班牙国家广播电台和1956年西班牙电视台的成立。1978年“获得信息是人的基本权益”被写入宪法，也就是说国家必须提供公共广播电视台。
如今西班牙广播电视集团(RTVE)成为一个股份制公司，国家拥有全部股权。根据西班牙的法律，西班牙广播电视集团独立于政府、党派和商业公司。只有国会对西班牙广电集团有些话语权，比如该集团的9名理事会成员的人选由西班牙国会两院选派。
西班牙广电集团的一半资金来自政府普通开支，另外一半通过收取电话费 (全部收费的0.9%)、私人电视台收费(全部收费的3%)和收费电视(全部收费的1.5%)。
西班牙国家私人广播电视集团的成员为国内外大公司企业、西班牙出版集团及西班牙天主教堂组织，主要来源是广告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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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尼斯：容易导致腐败和经营不善
Rachid Khechana，突尼斯
《突尼斯新闻报》及其副刊《阿萨哈法》可以说是突尼斯最老的公共媒体。然而在过去的几年里这两个名字逐渐消失了。这两份纸媒都不独立，现在被突尼斯反对派改名为《突尼斯真理报》。
除了报刊之外，突尼斯政府拥有官方新闻社“突尼斯非洲新闻”98%的股份。目前该新闻社拥有304名员工，其中168名记者。
资助官方广播电台对于国家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但是国家有义务每年支付1400万第纳尔(560万瑞郎)，这相当于广电机构开支的76%。突尼斯人的电费单中有一部分(1300万第纳尔)用于支付视听费，除此之外，突尼斯广电机构还有约200万第纳尔的广告收入。
官方电视台的情形还要更加困难，每年的预算高达5600万第纳尔，其中1400第纳尔来自广告收入，500万第纳尔来自出售节目，其余部分则由国家负责。
电视费也被从电费中收取，但是远远不够，随电费收缴的视听费不会直接拨给广播和电视台，而是首先进入国库，这就为贪污和管理不善提供了空间，毫无透明度可言，因为公民到底为公共广播电视支付多少钱，无从查寻。这种情况从2010/2011年突尼斯革命就是这样，现在依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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