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瑞士你或将被默认为器官捐献者

在洛桑的沃州大学医院，一个准备用于移植的肾脏被送入手术室。 Keystone / Leandre Duggan

由于用于移植的器官太少，目前瑞士正在讨论一项新法律。这将意味着，以后瑞士的每一个人都将被视为器官捐赠者，然而这也同时提出了伦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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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她23岁的儿子Stéphane企图自杀的时候，Ruth Allimann的生活被彻底颠覆了。那是25年前的事了，但那段回忆至今令她痛彻心扉。

Stéphane虽然没有当场死亡，但他的大脑因自杀未遂而受到严重的损伤。“我不得不要求护士拔掉了插头，”这位70岁的老人告诉swissinfo.ch。

当时那位年轻人被送进巴塞尔的一家医院，医生随后接待了他的家人，与他们讨论器官捐赠的事宜。在当时，器官移植仍然是一项新技术，父母从未考虑过这个问题，也未曾与儿子讨论过此事。

在他们的案例中，属于事发突然：“我的丈夫和我不假思索地同意了全部捐赠，就当儿子在场也这样回答一样，”Allimann说。想到那些被拯救的生命，他们似乎能从丧子的悲伤中得到一些解脱。

但这样的情况很少，这位母亲说：“一般在这样的情况下失去亲人是一个巨大的打击，”这种时刻，当“一切变得都难以理解”，在不确定死者意愿的情况下，大多数家庭宁愿拒绝器官捐赠。

数百人在等待

在瑞士，人死后的器官捐献取决于明确意愿：生前表示过愿意捐赠自己器官的人被视为捐赠者，去世后会系统性征求死者家人的意见。

瑞士国家器官捐赠和移植基金会(Swisstransplant)认为，这种限制性的规则加剧了瑞士长期以来的器官短缺问题：瑞士每周平均有2个人因为没有及时获得器官而死亡。

捐赠器官的死者人数(每年约150人，即每百万居民中有18人)正在增加，但仍然低于需求。近1500名患者正在等待移植-这一数字在十年内增加了三分之一以上。每年只有不到600个器官被移植。

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由于重症监护室的资源有限，外加一些移植计划的中止，情况更是雪上加霜。

瑞士落后于欧洲的邻国

即使在新冠危机之前，瑞士就远远落后于世界上器官捐赠最多的国家-西班牙，也落后于其他欧洲国家。

Swisstransplant基金会主席Franz Immer说：“我们或许永远无法拯救所有病人，但我们应该能够将瑞士的捐赠者数量增加一倍，这才令我们能与邻国相提并论：大约每百万居民25至30捐赠人。”

联邦卫生局(BAG)的目标是2018年达到每百万居民有20名捐赠者；新目标是在2021年底达到22名。

在哪些情况下可以摘取器官？

脑死亡或心脏骤停的死者身上可以被摘取器官，但只能在医院的重症监护室进行。

某些疾病，如活跃性癌症或败血症，被排除在外。决定性因素是健康和器官功能，而不是年龄。

据Swisstransplant基金会主席Franz Immer称，西班牙的高捐赠率也是因为该国有其他国家没有的非常老的器官捐赠者。

由于众多的宣传活动无法取得预期的效果，所以现在瑞士将“改革捐献器官表态模式”的议题交由民众以全民投票形式定夺。

一个相关的公民动议提出，推翻现行的根据“死者生前明确表达过器官捐献意愿”的模式，改为“假定死者愿意捐赠”的模式-除非他们在生前表示过不愿捐赠的意愿。

5月5日，国民院的各党派大多数成员投票赞成这一改革。该模式的支持者，包括医生群体，认为欧洲大多数国家使用这种模式，因而器官捐赠的数字比较大。

“在瑞士，器官捐赠的拒绝率约为60%，而邻国的该数字仅为15-20%，”Immer说。在瑞士的邻国中，只有同样使用生前明确同意模式为捐赠基础的德国，捐赠率低于瑞士。

伦理问题

在瑞士，也有反对“死后‘自动’捐赠器官”的声音，他们的声音也必须被听到，但这部分人占少数。在一项民意调查中，80%-90%的人赞成这种“假定同意”模式。

相关专家也赞同，增加器官捐赠的数量。但他们强调针对“假定同意”模式予以监测以确保符合道德规范的重要性。

日内瓦大学伦理与人文研究所讲师Christine Clavien指出：“许多生活在假定同意规则下的人并不知道这一点。所以这种同意是‘不知情的’。”

但捐赠必须是在按照死者意愿的情况下才能进行。因此这位伦理学家建议沿用比利时的做法，向所有进入成年的人发送一封信，信中告诉他们，他们可能被当作默认器官捐赠者，并可以在相关网站上表达不同意的愿望。

“如果改变了获取意愿的方式， 民众必须清晰地意识到这一点，并拥有一些时间来表达自己的看法，”Swisstransplan基金会主席表示赞同。

另一个主要的争论点是赋予家庭提出意见的可能。瑞士医学协会这样写道：“很多时候在家庭内部并未针对器官捐献与否进行过讨论”。因此医学协会认为让亲属拥有“附加反对权”是重点。

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甚至西班牙也未绕过家庭的意见，严格沿用这种“假定同意”模式，但瑞士的倡议委员会提出的这一文本却丝毫未涉及到家庭的作用。

因此，瑞士政府制定了一个备选方案(间接反建议)。明确规定了“假定同意”模式的广泛应用：如果一个人反对器官捐献，必须在生前明确表达，如果没有确凿依据，就必须咨询亲属意见。Swisstransplant基金会和医学协会都支持这一反建议。

消除疑虑

此外，认为利用假定同意模式能提高捐赠率的想法在瑞士并未受到一致支持。瑞士国家人类医学伦理委员会(NEK)，最近发表声明反对这一改革。

Clavien说，这种模式不会自动影响捐赠率，只会影响潜在捐赠者的比率。“在实际操作中，除非法律能为负责与家庭协商的团队赋予一个有力的理论依据，否则可能与现行的制度没有太大区别。”

对瑞士国家人类医学伦理委员会来说，国外较高的器官捐赠率与社会政治背景和有利于捐赠的社会规范密不可分，而不仅仅是取决于立法。在西班牙，“伴有一系列配套措施，”Clavien说：“卫生团队都接受了讨论这个问题的培训，而且相关宣传力度更大，支持捐赠的运动也更多，等等。”

一些国家依靠刺激措施鼓励器官捐赠，无论是以金钱的形式，还是以在自己需要器官捐赠时被优先考虑的形式，例如，以色列。

瑞士国家人类医学伦理委员会更倾向于强制申报制度，这种制度在美国一些州已经生效，德国也正在研究中。公民在行政生活中，例如在申请驾驶执照、身份证件或购买保险时，需要声明他们对器官捐赠的立场。

Immer对这种做法不以为然。但他同意，最重要的是鼓励人们表明自己的意愿，无论他们选择什么。迄今为止，已有十万人在器官捐献登记簿上填写了自己的意愿。“这还是太少了，”瑞士移植协会主席深表遗憾地说。

Allimann表示同意：“我自己是一个器官捐赠者，而且每个人都知道这件事，”她说。她从未后悔过捐献了儿子的器官。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她不知道儿子的想法。直到她有一天终于鼓起勇气翻看了他的遗物，在一个钱包里发现了一张捐赠者卡片。

“如果我早知道他填写了那张卡片，可能会对我有所帮助。但最重要的是人们要承担起这个责任，并告诉周围的人，”Allimann说：“如果我当时拒绝捐献他的器官，后来发现他是有意捐赠的人，那我就违背了他的意愿。”

(译自德文：杨煦冬)

(Übertragung aus dem Französischen: Christian Raaflau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