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嫁给外国人的瑞士女性会失去瑞士护照
根据2016年的统计数据,每两对新婚夫妇中,就有一对中的一人是外国人。然而,直到20世纪中叶,许多女性在与外国人结婚后就会失去瑞士公民身份,有时这会为她们的人生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
科莫湖畔的Colico是前格拉鲁斯州女性艾尔莎(Elsa A.-W. 1913–1996年)婚后的新户籍所在地,1933年,当她与在瑞士长大的意大利人雅各布(Jakob A.)结婚时,这个年轻女性还不知道等待她的是什么。
婚后这位工厂女工失去了她的瑞士公民身份,这种所谓的婚姻制度在瑞士一直持续到1952年,导致超过85’000名瑞士女性因为嫁给外国人而失去了她们的瑞士护照。
swissinfo.ch定期发布国家博物馆的历史主题博客文章。这些文章一般用德语撰写,通常也用有法语和英语版。
女性婚后被取消瑞士公民身份其实只是一种习惯性法律手段,无论是1848还是1874年的瑞士联邦宪法都未对此做出规定,而各州之间一项自1808年以来一直有效的协议规定,女性结婚时自动获得丈夫的籍贯。
而在实践中,出于社会和法律原因,妻子会失去自己从父亲那里,或特殊情况下从母亲那里得来的公民权。
在瑞士这种制度体现在女性与外国人的婚姻中,在国际上许多欧洲国家也都采用这种做法。
作为补偿,新娘会获得丈夫的公民权,这样就避免了动用有争议的双重国籍律条,而且维护了所谓家庭公民身份的统一性,从而也在程序上简化了针对外国人法的管理和执行。
失去瑞士身份对许多女性和她们的家庭来说代价非常沉重:例如禁止在瑞士担任公务员或教师;不稳定的居留身份;甚至被驱逐出国,这些还只是她们遭到的歧视的一部分。此外,在国外面临风险的女性也不享有外交保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对于瑞士犹太女性是致命的。
瑞士无情的公民权政策
然而,欧洲的这种针对女性的公民权制度,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出于人口政策、人道主义和男女平等法等原因,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率先出台了维护女性权益的相对进步的法律之后,开始走向崩溃。
但瑞士却并未与时俱进。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瑞士反倒收紧了婚姻政策,对女性更为不利。这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排斥外国人和难民的政策有关;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避免与实行反犹太人政策的民族社会主义德国造成紧张的外交关系。
任何有利于女性的法律空间都被堵死,例如,瑞士不承认1935年-1941年间被民族社会主义者剥夺了国籍人的公民权,而且如果瑞士女性与这些无国籍男子结婚,也会被剥夺国籍。
生活在国外的前瑞士犹太女性以人道主义理由要求重新入境的请求全部遭到联邦委员会的拒绝。
遭迫害的瑞士前犹太女性难逃被遗弃在国外的命运,莱亚·贝尔(Lea Berr-Bernheim,1915– 1944) 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实例,她和她的小儿子Alain于1944年在奥斯威辛(Auschwitz)惨遭杀害,她的家人向瑞士官方的所有求助全部石沉大海。
莱亚·贝尔是一位出生在瑞士的女性,她是沦为瑞士无情公民权政策下,德国民族社会主义杀戮政策的牺牲者之一。
原图尔高州女性Elise Wollensack-Friedli(1880–1945)也未能逃脱这样的命运。1922年,她被驱逐到康斯坦茨附近的Reichenau的精神病院,1945年在那里被杀害。1934年,图尔高州政府因担心救济费用不足而拒绝她再次入境。
前格拉鲁斯人艾尔莎-A.-W.也遭遇了今天难以想象的命运:1942年她的丈夫被驱逐出国后,她也被列入了驱逐的名单。尽管瑞士官方可以对那些丈夫被驱逐的瑞士女性网开一面,但由于担心贫穷和社会救济带来的负担,往往不这样做。
艾尔莎和她的两个未成年孩子,九岁的乔瓦尼和两岁的玛丽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官员扔在了边境之外。噩梦就此开始,她不得不开始为生存而拼搏。艾尔莎必须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在意大利不认识任何人,也不懂意大利语。直到1948年,驱逐令解除之后,她才得以返回瑞士。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瑞士联邦委员会试图将紧急状态法转化为普通法,并将婚姻政策继续延续,但遇到了阻力。瑞士女性组织,即瑞士女性联盟和瑞士天主教妇女联合会,坚持要求修改法律。
媒体也参与其中,有关剥夺公权后造成的痛苦和破坏性后果的故事被报道和刊登出来,著名的政治家和法学家,如宪法律师Zaccaria Giacometti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瑞士的英雄人物Henri Guisan将军,也向议员们发出呼吁废除这种婚姻制度。
多方的努力取得了可喜的进展,议会中通过了一项所谓的“选择权”,瑞士女性可以通过这项权利在结婚登记处声明她们保留国籍的意愿,可想而知,大多数新娘在结婚时会作出这种声明。
然而,直到1988年的新婚姻法出台和1992年修订了公民权法,瑞士妇女协会几十年来一直努力争取的妇女独立公民权才终于成为现实。
与外国人结婚后失去瑞士公民身份,是瑞士近代史上对女性在法律、社会和政治方面的歧视。这种歧视性政策的背景是社区的利益、仇外心理和瑞士联邦宪法中的性别不平等。
瑞士妇女在公民权上的劣势是长期以来父权制国家制度的体现,给相关家庭带来了巨大痛苦。这是近些年才开始讨论的瑞士历史上的一个污点。
(译自德文:杨煦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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