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全球新冠疫情的应对呈现碎片化

关于疫情现状，我们能说些什么？当我们共同面对脆弱感时，是否正在参与着一场集体觉醒？回答恰恰相反，《瑞士医学杂志》(Revue Médicale Suisse)总监与主编贝特朗·基弗(Bertrand Kiefer)表达了他的担忧。

与其说是人类，更不如说是生物学和硬性(而专制)的经济法则在觉醒并施行着它们的规则。感到震惊和痛苦的社会则试图去理解。那么，这是一场表现为否认和痛苦的集体疯狂吗？也许是的。但更多却是揭露了长期以来蓄积着的一些东西：无政府主义全球化、为各种不平等所消磨且不可持续的后现代性。

这本该是一个开明社会中的飞跃时刻。在这个社会中，辩论占据主导位置，知识和科学百花齐放。然而，取而代之的却是陷入诡异崩塌的讨论、让位于市场的信息、泛滥的阴谋论、被操纵和戏谑模仿的科学、上千个对所发生事情的理解进行模糊化处理的伪理论。

“我们在其中嗅到了睾丸激素、可恨的利己主义、分裂的主张和人人为己。”

新冠时代的现实是民主国家或作鸟兽散，或自我隔离，对派系冲突和愚蠢的政治分裂感到愤懑。在内部斗争之外，是民族主义竞争、普遍威胁和强国炫耀肌肉的一场觉醒。我们在其中嗅到了睾丸激素、可恨的利己主义、分裂的主张和人人为己。可是，没有协作和开放，就无法走出这种系统性衰退。

从现有的护理、接待和同情地带说起。到处存在着一小群独立的抗争人群，他们护理着新冠患者，远离尔虞我诈，远离那些声称没有利益就抵制自由的人。

每个争议都叠加在前期的争议之上

最近几个月，发生了一连串吊诡的事。每个争议都叠加到前期的争议之上：关于封城的争议，关于限制集会的争议，对老年人、年轻人、儿童和学校态度的争议，甚至是关于口罩与隔离期的争议。没有什么看来是确定的。政府当局不断改变论调，更强化了这种感觉。他们的解释总是矛盾且混乱。更严重的是，他们企图偷偷将过去的错误和谎言掩盖在现实之下，却忘记了公众的眼睛始终是睁着的。以至于最后出现了信任破裂的可怕言论：“他们在对我们撒谎，他们做得过了头，这个病毒没什么，有几位老人去世了，因为无论如何他们都已经到人生终点了。”

甚至现实似乎也处于不利之地

在这种夺走理智的混乱中，甚至现实似乎也处于不利之地。在瑞士，新增病例数缓慢增长，而很多周边国家则处于疫情失控状态：这似乎对加重的嗅觉和味觉衰退没有任何改变。危险的气味变得模糊。怀疑论者盯着死亡人数，认为数字不高，他们更担心经济和文化层面付出的代价，于是抵制对自由的侵犯。但他们弄错了罪魁祸首。我们社会的经济建设是脆弱、不可持续的且不团结的，而动摇着它的并非集体团结的举措，而是疫情本身。

时间不多，却有很多陷阱

我们应当探讨并展开实质性辩论，但是时间不多，却有很多陷阱。讨论的起点应该是科学，但科学没有停止暴露自己的分歧。诚然，在所有科学领域都存在争议。但这些争议本不会对公众产生如此强烈影响，最重要的是，本不会像在这次疫情当中，通过全球化媒体“直播”而变得戏剧化。通常的流程是通过知识、辟谣和证据的缓慢积累，最终断定何为正解。而疫情之下，所有的需求要求即时的回应。因此，问题的源头并不是分歧，而是没有拉开距离去客观审视并挫败异见者的理论，他们的理论背后的驱动力并非科学，不过是自我、金钱，或是为了反对而反对。

“所有这些都不妨碍听取反对意见。”

时间不多同样也是预防悖论所致。有效控制住疫情，就必须始终尽早地在上游采取行动，就像灭火一样，扑灭最小的火苗。这种长期性的未雨绸缪似乎是一种夸张的预防需求。许多人问，都没有火，为什么要如此兴师动众？

当然，所有这些都不妨碍听取反对意见、理解不同类别的公众想法，即当他们反应或过度反应、怀疑或评估真实性、必要性及行动手段时所采取的不同方式，并顾及他们在面对如此多的未知事物，以及旧有确定性被打破时表现出的慌乱不安。

数量可观的“疫苗犹豫”少数派令人担忧

根据最近一项调查，只有54％的瑞士人愿意接受新冠疫苗接种，反对者则占41％。然而疫苗却是彻底摆脱疫情的核心要素，但数量可观的“疫苗犹豫”少数派令人担忧。要说服他们，就必须重建信心。这需要凭借一种真正的透明，但这方面开局欠佳。最先进的疫苗研究方案仍然处于秘密进行状态。各个团队的进展理应同步共享，但却被过度竞争(甚至是间谍活动)的阴影所笼罩。很可能的结果是，我们国家不得不在没有原始数据、只有部分安全和有效性结果的基础上，决定是否向民众推荐疫苗。

疯狂的生物战略战

在这背后，是疯狂的生物战略战。美国、中国、俄罗斯这些强国将新冠疫苗作为一个盲目追求的权力目标。这些国家被笼罩在他们领导人的过度自恋中，而他们的嫉妒和稗史没有什么可让古代皇帝羡慕的。每个国家都在宣布已经研制出几乎有效的疫苗，同时也预告了它们在这场战争中将取得的胜利。

民粹主义、科学否定主义和夸夸其谈–“我的疫苗热情比你高”–在知识的现实中占了上风。当我们发现自己命运的一部分正在强国的沙盒中进行试验时，如何不完全放弃信心？我们以为，瑞士作为一个小而富裕的国家，可以通过用美金和秘密合同预先订购疫苗从而走出疫情。但这改变不了什么。除了通过秘密方式，民众无法了解到真相。伦理也已经弃局。

“社会正与深深的邪恶–一种痛苦的宿命论–作斗争。”

疫情导致了贫困、文化破坏、失业，甚至不幸的多重悲剧，这是极度真实的。 但面对改变全球经济模式、使之服务于人类和社会的迫切需求时，却是零争议，既没有实质性辩论，甚至没有阴谋论。社会正与深深的邪恶–一种痛苦的宿命论–作斗争。对社会而言，对当前状况的反抗似乎已经过时。大规模失业、年轻人被排除在劳动力世界之外、贫穷国家彻底贫困、巨型企业无休止地攫取财富、抛弃对共同利益和与环境和谐相处这一切概念，仿佛这些将是人类最终的宿命。

贝特朗·基弗是《瑞士医学杂志》(法)外部链接的总监与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