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嫁给外国人的瑞士女人会失去瑞士护照
直到1952年，与外国人结婚的瑞士女人要付出失去瑞士护照的代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一 “婚姻规则”决定了数百名女性的命运。有些人死了，另一些人变成了无国籍人士，Bea Laskowski-Jäggli就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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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我遇到了Wladislaw，他是Büren an der Aare拘留营中的一名囚犯。我在那里做护士，当时欧洲仍然弥漫着战争的硝烟。他于1939年加入了波兰军队，不久后便沦为德国囚犯。经过三次尝试，他终于成功地逃到了瑞士。因为会讲德语，他很快就被录用为翻译。
战后，他不得不去了伦敦，因为波兰流亡政府自1940年以来一直在那里。
我们通了好几个月的信。然后我对自己说：‘如果你想和Wladislaw在一起，就必须去了解英国。我很快就在那里找到了一份工作。当时，英国中产阶级家庭非常喜欢雇佣瑞士的家政服务人员，于是我在1947年去了伦敦，当时我30岁。
几个月后，换了两份工作后，我的居留证到期了。我该怎么办？于是 我们说：‘好，那我们就结婚吧！看看会发生什么’。
1947年6月，我们在朋友们的见证下结婚了。我们的家人当然都不能到场，但那一天依然是一个美好的日子！
因为与Wladislaw结婚，我失去了我的瑞士公民身份；但我也没有得到波兰公民身份，成了一名无国籍人士。
刚开始，许多人对我们都持谨慎态度，因为他是波兰人，我是瑞士人，我们是都外国人。1961年，我们都获得了英国公民身份。从那时起，一切才好起来。”
“婚姻规则”
Bea Laskowski-Jäggli是1848年-1952年期间因“婚姻规则”而失去瑞士公民身份的85’200名瑞士人之一。“而实际上，这一规则只是一项习惯规则。历史学家和《失去的女儿们》一书的作者Silke Margherita Redolfi说：“它从未被写入1848年和1874年的宪法或民法法典中。”
这一“婚姻规则”在瑞士的旧联邦体制中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法则，在那个体制中，女性按照瑞士各州之间的协定，在婚后自动将籍贯改成其瑞士丈夫的家乡。
同样，当一名瑞士女性与外国人结婚时，她便自动获得外国丈夫的国籍，这样就能让全家人的国籍保持一致，避免出现当时不受欢迎的双重国籍。唯一的例外是：如果瑞士女性与一位无国籍人士结婚，那么她则有权保留自己的公民身份。
在自己的国家成为外人
如果一个瑞士女性失去了公民身份，那么她在瑞士的待遇就与其他外国人一样了，因为她在二战前曾在国外生活过，所以她在瑞士最多只能逗留三个月。如果她想在瑞士定居，则必须申请居留，通常情况下，她会得到居留证。
这些女性也无权保留自己在法律上的瑞士公民身份，因为尽管这一“婚姻规则”只是一项习惯规则，但它与其他成文法规却具有同样的效力“，Redolfi说。
收紧带来的后果
战争期间，瑞士进一步收紧了这项“婚姻规则”。一方面，它被纳入了战争期间生效的紧急法； 另一方面，瑞士继续吊销那些被纳粹德国驱逐的与犹太人结婚的女性的瑞士护照，令她们因此成为无国籍人士。
而在1941年，曾出现了一丝希望，《紧急状态法》第5条第5项规定，遇到严重特殊情况的女性可以再次入籍。
“许多生活在国外的犹太女性尝试以这样的理由申请入籍，但联邦委员会却一次又一次地拒绝了她们，”这位历史学家说。按照联邦的说法，只有当结婚登记处的办事员出错时才能使用该条款。
就这样，一些犹太裔前瑞士女性也丧生于德国的毒气室中。比如来自苏黎世的Lea Berr-Bernheim，她出生在一个犹太家庭，嫁给了一个法国人。
她和她的小儿子Alain于1944年被盖世太保逮捕，并被驱逐到奥斯威辛集中营，几个月后惨遭杀害，尽管她的家人曾与瑞士联邦交涉请求帮助。
同样的命运也降临在了Élise Wollensack-Friedli身上。她出生在图尔高州，因为结婚而成为德国人，并于1922年被送入一家精神病院，由于她的家乡州在1934年拒绝了她返回瑞士的申请，她只能继续留在精神病院，1945年她在那里被纳粹杀害。
世界大战期间，紧急状态法生效，家属们面对这样的官方决定无法做出反抗，因为联邦法院当时毫无威力。
抵抗形成
战争结束后，瑞士政府试图将紧急法转化为正常法。因为，这一“婚姻规则”是治理移民的理想措施，从而节省了可能成为社会负担的寡妇、孤儿或穷人的抚养费用，”Redolfi说。
数以千计女性的悲惨遭遇在社会上引发了强烈反响，女权主义协会开始行动，要求修改法律。在媒体、知名政治家和二战期间瑞士英雄人物Henri Guisan将军的支持下，1952年底他们成功地在议会通过了一项选择权。
该法于1953年1月1日生效，它赋予瑞士妇女能够在民事登记处声明保留公民身份的权力；此外，失去公民身份的女性也可以申请重新入籍。
然而，男女之间的完全平等直到1992年才得以实现。 在此期间，许多家庭失去了瑞士公民身份，而受影响最大的是瑞士女性的后代。
幸福的一对
Bea Laskowski-Jäggli的生活并未因为她失去了瑞士公民身份而受到很大影响。她和Wladislaw都在伦敦西部的Central Middlesex医院工作了许多年–她作为实验室负责人，而他是会计。他们在Ealing买了一幢房子，没有孩子。
1953年，在 “婚姻规则”被修订后，Laskowski-Jäggli申请了重新入籍，从而再次成为瑞士人。
Wladislaw于2006年去世，他的妻子信守承诺，再次回到瑞士生活，直到2016年去世。“我本来不想回到巴塞尔生活，但Wladislaw认为这对我是最好的，所以我就回来了。”
回来之前，她将丈夫的骨灰埋在了他家在波兰的家族墓地中，“如果我把他留在伦敦，就不会有人管他了。在那里我知道他会得到鲜花和他需要的一切。”
……
Bea Laskowski-Jäggli(1917-2016)的自述是受Simone Müller的《每年春天我们的姑娘们都涌向伦敦》(Alljährlich im Frühjahr schwärmen unsere jungen Mädchen nach England)一书中她自己故事的启发，Limmat出版社 。
Silke Margherita Redolfi，《失去的女儿们》，Chronos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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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自德文：杨煦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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