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来了又走，却把恐惧留下

2021年1月出行限制令下的圣莫里茨，自中世纪以来限制出行就是防疫的一项重要措施。 Keystone / Giancarlo Cattaneo

医学进步让西方世界已然忘却，人类曾在几百年的时间里一直面临着病毒的威胁。此次暴发的新冠疫情让人们记起人类依然是脆弱的。它唤醒了我们久违的畏惧之心，一位医学史学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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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年来我们的社会深受疫情影响，人们对政府提出的或封城、或接种等措施褒贬不一。

这并不是人类首次面对严重疫情，与以往相比，新冠有什么不同？医学史学家Alain Bosson(英)外部链接对此做出了分析。

瑞士资讯swissinfo.ch：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您认为哪次疫情最严重？

Alain Bosson：中世纪的黑死病。西欧自6世纪以来，一直都未被黑死病侵扰，但在1347-1351年间，第一场大瘟疫来了。

某些地区黑死病导致了1/3-1/2人口的丧生，直至18世纪，瘟疫一直都断断续续。

瘟疫的流行迫使统治者采取措施。人们渐渐发现，对病人进行隔离、检疫以及限行等措施可以逐步缩小疫情规模，此后再遇疫情时人们也大多采用此法。

对历史学家来说，太阳底下无新事，如今我们又观察到，人们对于大流行病的担忧与行为方式依然与以前没什么两样。

许多人都拿新冠与一战末期的西班牙流感相提并论，这两者有什么可比之处吗？

这两次疫情都是在全球迅速蔓延的，规模也差不多，但黑死病不同。

例如瑞士在1918-1920年间据估算有1/3甚至1/2的人都染上了西班牙流感，感染率极高，比新冠的传播性强许多。

此外就没什么好比的。西班牙流感更让人恐惧，当时的人们不知所措，因为他们还不知道病毒的存在。

起初甚至有人提出这是黑死病的一种。如今我们已很了解新冠病毒，虽然尚有盲点。

最大的不同是西班牙流感的致死率相当高，令不少20-35岁之间的青壮年丧生，而新冠病毒主要攻击的是老年人。

当时的报纸报道了不少案例，都是孩子父母双亡，只能与祖父、外祖父母相依为命。还有一点更让人忧心：它摧毁的是当时社会的中坚力量。

但我们有种感觉，好像与百年前的人相比，现代人更易陷入恐慌。

在我们如今生活的现代或后现代社会里，健康是极其重要的。每家都会为医疗保险付很多钱，相应的对医疗系统的期望也就高了。

20世纪初人类的预期寿命不过45-50岁，而现在已逾80岁。那时的孩子因分娩或儿科疾病等不可控因素，很多都夭折了。

人们普遍有一个心理预期，活到50岁就可以啦，这有些宿命的味道，但当时的人是不避讳死的。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听凭命运摆布。

弗里堡大学当代史博士、高中历史教师Alain Bosson著作颇丰，他所有的书都与医学史相关，特别是弗里堡州的。其新书介绍了从中世纪开始到旧制度结束前弗里堡的药剂学。 Alain Bosson

西班牙流感实在让人害怕，因为病人死得太痛苦了。

人们非常恐慌，但尚能克制。当代人的反应要激烈得多，这是我们社会的缩影，因为现在人们忌讳谈死。

部分人反对打疫苗，甚至公开表示敌意。从历史上看是一直如此，还是一个新现象呢？

从一开始就有反对的声音。欧洲起初打疫苗是为了防天花，这是一种很可怕的病，近百年来吞噬了上千万人的生命。

人们通过种牛痘，也就是这种病的轻微版来免疫。

虽然那时疫苗被看作万能药，但人们还不知道病毒。采用这种方法只是源于好的经验却并未得到科学证实。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疫苗可以激发免疫系统，但这并非毫无风险，19世纪只有勇敢的人才敢于接种疫苗。

路易斯·巴斯德(Louis Pasteur)研究狂犬疫苗的工作解释了一切、并为现代免疫学扫清了障碍。但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s)在德国首次尝试研发结核疫苗时却失败了，甚至导致病人死亡。

疫苗的历史确实充满了风险和不确定性，这点至今仍停留在我们的集体潜意识中。

这是难以实施疫苗接种义务的原因吗？

瑞士政府唯一一次尝试实行接种义务是在1879年，联邦要为防疫立法。然而人民发起了全民公投并于1882年以80％的反对率否决了该法，主要就是不同意疫苗接种义务化。

有些州也试过，例如弗里堡曾在1872年5月14日推行过接种义务，但持保留意见的人太多了，只有一小部分人接种了疫苗，该措施很快就取消了。

可以这么说，政府已经对“义务接种疫苗”不抱任何幻想了。因为从古至今疫苗作为一种医疗手段，无论如何都需要得到患者的允许。

但纵观疫苗的历史还是逐渐走向成功的。

确实，二战后小儿麻痹和天花都已被消灭，从历史上看这是非比寻常的成就，是医学的高光时刻。

那时医学奇迹频出，1967年Barnard教授进行了世界上首例心脏移植手术。那是一个为医学高唱凯歌的时代，人们甚至相信医学可以治愈一切。这种想法得到公众的赞同，那时的人们对医学非常信任。

然而随着80年代艾滋病的出现，这种信任感被削弱，人们这才意识到，医学也是有边界的。与此同时各种疗法纷纷回归，它们被看作是更自然的治疗方式。

例如出现了私人产房，产妇不愿再在医院分娩。与此同时对疫苗的不信任感也在攀升，有些人更相信天然医学。

从那时起质疑医生和卫生部门的声音开始多了吗？

是的，直到80年代医生的话都很管用。60年代时人们绝不会想到可以在媒体上质疑专家的意见。普遍来说政府的话是很有威信的。

如今人们似乎认为，所有的科学真理都可以拿出来讨论讨论。就拿疫苗来说，可以简化为“您是否相信疫苗的效果”这样的问题。

与之前相比，不轻信、批判性地看待问题固然很好，但在科学已证明和确立的事实面前，也有人挑起讨论，就会令人生厌，因为他们往往并不具备科学的讨论前提。

(译自德文：宋婷)

(Übertragung aus dem Französischen: Christian Raaflau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