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老人自己说了算
自2001年成立以来，瑞士老年人委员会(Schweizerische Seniorenrat)一直坚守使命：让社会听到不断“壮大”的老龄人口的声音。围绕所有同他们有关的决策，政府都要听取他们的意见。委员会成员可以通过自己的维权平台发声。
“以前总是由政客们为老年人拿主意。虽然有各种退休人员协会，但并没有伞式组织。现在老年人可以通过我们的委员会为自身利益疾呼，在联邦行政、议会和政府层面维护老人的权益，”委员会的联合主席Michel Pillonel说道。
瑞士老年人委员会(多语)外部链接共有20万名会员，是180万瑞士退休人员的“喉舌”。委员会关心老人的尊严、生活质量、对社会及政治生活的参与程度-尤其是与高龄人群相关的政治决策。正如委员会的主旨口号所说：“不要说我们，要和我们说。”
委员会发出的最重要诉求包括：解决三分之一老龄人口生活窘困的问题、改变医疗保险费用不断涨价的情况，以及减缓50岁以上群体失业率的上升。
瑞士老年人委员会成立以来，老年人的生存状态在不断改善，但Pillonel表示：“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忧患。我们需要不停维权，我们不会接受‘供养退休人员很费钱’的说法，也不会任由健康成本把人逼到绝境。现在社会上流行的这类调调，简直令人厌恶。”
需要管理
老年人委员会的另一名联合主席Roland Grunder也坚信，要想避免不公，保持警觉之心十分必要。对此，他举例比较道：“道路交通和老年人口比例都在成倍增长。交通离不开管理，同样，与人口老龄化相关的问题也需要行政机构来解决。说到交通，大部分车辆驾驶员都遵守交通规则，但并非全部，因此为了维护秩序就必须安装雷达监测装置。养老问题也是一样，如果没有退休人员组织的维权工作，就可能出现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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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化的瑞士，退休者的挑战
Pillonel和Grunder各司其职：Pillonel具有工会背景，Grunder则是委员会的对外代表。两人有观点的交锋，但是目标一致：即维护瑞士退休人员的利益。
17年前，时任内政部部长的Ruth Dreifuss将“瑞士退休者协会及互助组织联合会”及“瑞士退休者协会”合二为一。此举的目的则是：创造一个唯一且平等的对话对象，其中既包含左派及工会组织的代表，也有来自保守派政党及企业的成员。
分歧与妥协
在2001年11月26日-瑞士老年人委员会成立这一天，Ruth Dreifuss曾说过：“我们不能再泛泛地谈论老年人或是年轻人。他们并非同质人群，其个体间有着诸多差异。因此，将代表不同政治力量的各方聚拢在一起，在捍卫各自意愿的同时一起推进老年人维权的事业，这才是理性之举。”
但是，这样的成员构成会不会为机构运转带来过多阻碍？
“现在已经比初建时好多了，一开始左右两派非常泾渭分明，” Pillonel回忆到。正好Pillonel之前多年的工会经验派上了用场。在为老年人委员会工作的这12年间，他成功地打开了左右两方的谈判路径。
“如今，极端的观点及对立态势渐渐弱化，大多数的成员有了为寻求折中而共同协商的意愿，这是积极的变化，”作为曾经代表瑞士电信(swisscom)参与首份集体协议签署的谈判者，Pillonel强调说，“人们在协商中学会了如何既达成妥协，又不出卖自己的灵魂！”
Roland Grunder曾是瓦莱州自由民主党党员，他从自己的角度出发说：“如果某家养老院发生虐待老人现象，我们所关心的不是受害人的政治立场，而是其受虐待的事实。” Roland Grunder曾任瑞士邮政外联部主管，后又创建新闻社Swiss Media和酒店。“我们委员会的工作无关政治。我们关心的是想法，而不是思想。”
瑞士老年人委员会的工作主旨着力强调加强依法办事法律和建立代际间社会契约的重要性。“我们的使命并不是要让老人们获得特权，而是要为他们的合理需求建立法律保障。”
萧索之秋
预计至2030年，瑞士的老龄人口将占总人口的22%，可见他们之所需不可被社会所忽视。老年人委员会的当务之急就是帮助老龄人口中三分之一生活窘困的人争取利益。
Pillonel介绍道，健康开支的负担是导致老年人贫困的因素之一。“我们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我相信，有很多老人已经被医疗保险费拖到了一贫如洗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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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雇太老，退休太年轻
自1985年瑞士引入职业养老保险(第二支柱)之后，老年人的生活状况有所改善，因为除了养老和遗属保险(第一支柱，AHV/AVS)之外，他们又有了一份额外的收入。那些年龄更长的、按规定只有养老和遗属保险收入的人境遇则完全不同。
后者涉及瑞士50多万人，其中30万人申请并成功获得了职业养老保险金，而其他的20万人则只靠养老和遗属保险为生，“我真的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Roland Grunder说。
黄金岁月哪去了？
50岁年龄段原本既不属于瑞士老年人委员会管辖的范畴，也不归退休者协会管，因为在瑞士，年满65岁才进入退休(开始获得养老和遗属保险)年龄。这是一个漏洞，Grunder认为，“不过，目前情况有所变化，我们委员会现在也要对这个年龄段的群体负责。”
这成为一种新的社会挑战，而Pillonel就此有着自己“爱憎分明”的观点：“在上世纪60至90年代-‘30年黄金岁月’里-瑞士社会享受了富足，充分保证了社会福利。但随后接踵而来的‘撒切尔主义’(倡导经济自由、政治保守)和‘里根主义’(鼓励自由市场，主张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毒害’了整个经济体系。”
(翻译：郭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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