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带着1918年的鬼魂

1918年部队医院，奥尔滕。 Archivio federale svizzero

“西班牙流感”曾是历史上最严重的一场威胁人类健康的危机。现在的新冠疫情虽然无法与之相提并论，但是也能找到一些类似之处。

根据最新的统计，当年那场大流行病在全世界夺去了5000万-1亿人的生命(相当于当时世界人口口的2.5%-5%)，瑞士约200万人染病，25000人因此丧生。

流感席卷全球，而且一而再，再而三：第一次是1918年的4月-7月；第二次，也是杀伤力最大的一次是1918年秋天；第三次是1919年的最初几个月。

这场全球性的流感与这次新冠病毒造成的死亡人口分布大不相同，夺走的是20-40岁青壮年人的生命。

当时的人们正陷于严重的社会危机之中。“民众刚刚经受战争的折磨，处于疲惫和虚弱的状态，国家和经济也尚未恢复元气，”巴塞尔大学历史学博士Séveric Yersin说，他也是瑞士公共卫生和大流行病专家。

欧洲的军营和战壕里的狭窄距离为流感的传播创造了条件。当时瑞士军队被发动在边境保家卫国，因此士兵首当其冲成为西班牙流感的最先受害者。1918年7月，第一次流感潮过去之后，军队每天死亡35名士兵。之后同年10月和11月又出现了工人起义，最后酿成了全国总罢工(Generalstreik)，军队再次被启用镇压动乱，于是又来了第二次感染潮。

与当时媒体报道相反，实际上西班牙流感的受害者并不主要以士兵为主，而是普通民众。历史学家Christian Sonderegger在撰写第一篇西班牙流感的调查报告中写道，死于这场浩劫的士兵只占不到8%。

“那个时代，民众的健康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受到重视；瑞士的情况也类似，”Yersin说。尽管1886年，瑞士第一个卫生项目因在全民投票中没有通过而以失败告终，国民因不同意计划中的强制疫苗义务而投了反对票，在此之后，联邦出台了一条大流行病法，但是流感不属于这条法律负责范围之内。

1893年瑞士成立了联邦卫生局，这是全国性健康管理的基础。然而走向卫生系统的中心管理的路途却举步维艰，在各州遇到很大阻力。

瑞士官方对于大流行病的反应比较迟缓，很晚才犹犹豫豫地开始采取公共防疫措施。1918年7月18日联邦才出于“紧急状况”从各州手里接管实权，发布禁止集会和游行的命令。

“这一全权授权的决定来自四年前联邦针对战争发布的决议，而非因为修改了大流行病法，” Yersin说：“主要目的是为了压制工人运动，而不是抗疫。”

直到那年秋天，卫生部门才决定关闭学校、电影院和市场，并隔离病人。联邦发布指令，医生必须将所有流感数据上报。

“一些州将这些举措视为政府的干预，瓦莱州甚至拒绝执行联邦抗疫措施，” Yersin说。而另一方面联邦还向各州和地区伸出了援手，承接了因大流行病造成损失的一半费用。

政府还提高了医护人员的工资，同时还授权各州为那些因疫情失去工作的人提供帮助，然而这些举措最后却未被完全执行下去。

士兵康复中心的午餐，伯尔尼州，1918年。 Archivio federale svizzero

大流行病和不平等状况

尽管联邦拿出了相应救灾举措，但是大部分费用还是落到了国民头上，受影响最大的是贫困百姓。医疗保险负责的部分有限，而且当时与工会一体的医疗保险公司受1918年总罢工的连累，得到的资助很少。

“大流行病在很大程度上显示出社会的状态，” Yersin说：“长期以来一直有这样说法：大流行病的影响对每个人都一样，而从死亡率统计中可以看出是多么的不均衡，将社会的紧张状态和不平等显露无疑。”

(翻译：杨煦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