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没有毒品的世界，你能想象得出吗？”

一位义工正在为吸毒者发放一次性注射器，这属于社区计划的一部分。 Trinn Suwannapha / World Bank via Flickr Creative Commons

泰国和缅甸对一项旨在协调毒品消费与公民健康的计划表示出兴趣。对于这两个毒品政策异常严肃的国度来说，如此的开放态度实在难能可贵。毒品政策全球委员会(Global Commission on Drug Policy)主席露特・德莱富斯(Ruth Dreifuss)女士从东南亚之行归来后，表达了如此之感慨。

去年，瑞士前联邦委员德莱富斯出任毒品政策全球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成立于2011年，由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葡萄牙、波兰、巴西等国前总统及全球政、商、思想界的数十位知名人士组成。在委员会成立之时，由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于1971年发起的“反对毒品之战”正在全线“溃败”，世界范围内贩毒总量及吸毒人员数量持续上升。面对这一现实，委员会自然要肩负起力挽狂澜的使命。

委员会的5大任务

– 优先关注健康及安全事业

– 确保获得双重用途药物(如吗啡)的途径。因为在部分情况下，这些药物的使用属于非法，所以绝大多数人口不得被施用此药，很多病人也因此而需承受完全没有必要的痛苦。

– 结束将吸毒者判刑并监禁的政策。对吸毒者的法律制裁是一种浪费，只能造成适得其反的结果，是对弱势群体的侮辱，加大对吸毒者健康的损害。结束对吸毒者的判刑是建立以健康为首要准则的毒品政策的先决条件。

– 加大对贩毒及有组织犯罪的打击力度，将首要制裁对象锁定于最具破坏性、最为暴力的毒品交易。

– 以烟酒及药物市场的管理的模式规范毒品市场，将管理权赋予各国政府。

如今，世界反毒品策略找到新的风向标，德莱富斯女士(英)外部链接的泰缅之行就是最好的见证。

瑞士资讯swissinfo.ch：泰国和缅甸贯彻革新的决心到底有多大？

Ruth Dreifuss：在这两个国家里，使用针管注射毒品的吸毒者及其亲友中都出现了艾滋病和丙型肝炎疫情，所以政府也有改善公共健康政策的意愿。预防染病风险的手段就是向吸毒者提供清洁的注射用具，并开设吸毒者中心，在那里向吸毒者提供帮他们融入社会的各种服务。严重毒品依赖的吸毒者可以接受美沙酮治疗。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两个国家都在计划终止强制性戒毒，因为后者不仅收效甚微，而且有损戒毒者尊严。

两国同时也清楚地意识到，与涉毒相关的刑罚也过于夸张。所以，即使没有废除死刑，但两国近几年里均未执行过死刑，而且有意减少判处死刑的犯罪种类。同时，两国政府也关注到监狱人满为患的问题，这种环境更加助长了犯罪的衍生。因此，处罚尺度在泰缅两国均会有所降低。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两国在公民中进行了长期的调研和宣传，因为百姓50年来深受对吸毒者轻蔑压制的政策影响，他们可能不会很快理解新的政策反转。

Chair Dreifuss visited Ozone drop-in center and encouraged them in their key mission delivering services to PWUD pic.twitter.com/8WxObZuP3D外部链接

— GCDP (@globalcdp) 5 avril 2017外部链接

2001至2006年期间， 泰国还进行了一场与目前菲律宾反毒战近似的反毒品运动，泰国警察法外处决了成千上万名涉毒人员。而泰国政府事后也发觉， 这一方式并没有起到减少贩毒吸毒量的积极作用，效果适得其反。

瑞士资讯swissinfo.ch：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其他成员国可不可以同样借鉴这一经验？

R.D.：这是个很大的题目。关键在于，我们是否可以期待一个没有毒品的社会？在瑞士， 这一目标依然写在禁毒法中。东亚国家联盟(Asean，英)外部链接也是以“消除区域内一切毒品”为方针。但是，这到底现不现实？

很明了的一点是，在我访问过的国家里，人们就算在言语上依然坚持，但是心里都很清楚无毒品的社会是不现实的幻想。人类有史以来都在受着精神活性物质的吸引。对于那些通过摄取这些物质来放松身心、缓解疼痛，并改变对世界感知的人们，我们到底有没有权利施以惩罚。有些精神活性物质已经变成文化元素，比如酒精、烟草、巧克力、咖啡以及各种对思维、情感和意志行为有影响的产品。

为什么要通过国家暴力来追逐“人类无毒品”的幻想？为什么准许一部分精神活性物质作为产品的存在，而同时却禁止打压其他物质的使用？

国际非法毒品管理公约(法)外部链接赋予了各国因地制宜地对本国问题予以治理的权力，比如，取消对吸毒者的刑罚，确立公共健康措施等，其中也包括帮助那些从毒品黑市购买非法毒品的人群减少健康风险。

R.Dreifuss, Chair @globalcdp外部链接 met with opium farmers, PWUD and harm red. advocates in Yangon pic.twitter.com/9pXbiTzM7s外部链接

— GCDP (@globalcdp) 10 avril 2017外部链接

瑞士资讯swissinfo.ch：泰国和缅甸立场的转变是否象征着更广泛的变革？

R.D.：变化是具有普遍性的。即使是反毒政策极端高压的中国和伊朗也开始尝试替代治疗法，并关注起对瘾君子健康隐患的预防工作。

但是，我们也看到强压治理的情况，比如在菲律宾。日本和俄罗斯也坚守绝对禁止的立场。俄政府实行的严格禁毒的法律在人民中已造成悲剧性的后果- 俄罗斯是世界上艾滋病患者人数持续增加的唯一国家。尤其是在那里的监狱内外，耐药结核病传播广泛。由于俄政府的高压禁控政策，毒品活动只能在非法黑市进行交易，因此也变得极端危险。

但是， 大多数国家还是在寻找新的解决途径(法)外部链接。

瑞士资讯swissinfo.ch：很长一段时间里，瑞士一直是这方面的先锋。现在依然如此吗？

R.D.：当年，面对艾滋病疫情和吸毒过量事件突增的情况，瑞士确实实行了一些创新手段。瑞士的公共健康政策显示出其高效性，但在具体措施上还要下更多功夫，以便所有对其有需要的人都能够享受到政策的实惠。另外，还需将合成毒品纳入政策管理范畴，这类毒品有着不同于传统毒品的危险性，因此也需要新的应对手段。

露特・德莱富斯(Ruth Dreifuss)在位于日内瓦的毒品政策全球委员会办公室。 Frédéric Burnand

目前，在毒品市场和毒品合法化管理方面，瑞士已经落于人后。将吸毒从犯罪改为违规，这只是权宜之计。

要知道在全世界，禁毒政策依然还很专断，治理对象主要是穷人、穷人街区、少数民族等，在瑞士也是如此。如果法律无法得到公正的执行，那么这项法律也应该修改。

瑞士曾经那么强调健康和量刑的问题，但现在，相关的讨论已经偃旗息鼓，号召展开更彻底改革的政治压力也不复存在。而且，几次呼吁政策变革的动议都遭遇失败。这让政党也提不起兴趣来审议相关政策。

但是群众中的相当一部分人有着强烈的愿望，希望用“对大麻的生产和市场监管”来代替大麻消费的禁止，因为“强堵”不仅低效，而且无用。

(翻译：郭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