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强制寄养制度的幸存者众生相
1981年前，不符合瑞士社会规范的无辜公民统统被送往孤儿院、监狱或拘留中心。如今，这种制度压迫下的个人肖像画连同他们的故事一起出版问世。
摄影师乔斯·施密德(Jos Schmid)拍摄的黑白照片直白地描绘了当时制度的受害者。肖像(德)外部链接之书由瑞士联邦委员会下属的独立专家委员会(IEC)委托出版，重点关注那些瑞士强制寄养制度的受害者。 该出版物共十卷，目前已出版第一卷，专门研究瑞士的历史实践。
这一制度下的数千名幸存者曾经遭到冷落、毒打甚至性侵，他们的供述(英、德)外部链接充分反映了儿时所遭遇的痛苦。他们被迫务农和从事家务，却没有任何报酬。2016年，瑞士议会批准了3亿瑞郎(约合人民币21.15亿元)的赔偿款，用于补偿幸存者曾经的无偿劳动。2014年，其中一位幸存者掀起一场索赔运动，于是政府决定出台该补偿方案。
受强制寄养制度影响的人成千上万，以下是其中六位幸存者的故事。
米歇尔·米施勒和威利·米施勒
1960年，米歇尔·米施勒(Michel Mischler)出生后不久便被瑞士政府从父母身边带走，寄养在一所福利院中，在那里他生活了十一年。教师、护工和修女经常冷落他，导致了米歇尔的发育问题(多语)外部链接。在福利院里，他饱受身体和精神虐待。他还时常被关禁闭，遭受侮辱性言语：“你一无是处，你是个废人，你将一事无成。” 他的弟弟威利·米施勒(Willi Mischler)也表示：他遭受了类似的对待，其他福利院的孩子也被护工虐待，但福利院的修女否认这一说法(德)外部链接。
玛丽安·斯坦纳
玛丽安是1951年出生的非婚孩子，她母亲很小的时候就怀上了她，因此被送到别人家寄养，为寄养家庭做家务，玛丽安出生后就寄人篱下，这种成长环境给玛丽安的早期人生蒙上了阴影。后来，玛丽安的母亲结婚，情况似乎有所好转，但她的继父对她很冷淡，而且虐待她。曾经收留她母亲的家庭现在收养了玛丽安，但对她很不好——她母亲未婚怀孕使得玛丽安被贴上了“道德败坏”的标签。长期的侮辱导致玛丽安缺乏自尊。由于她被政府认为性行为不检点，于是被送往福利院，至今她都不明白具体怎么去的福利院(德)外部链接。
雷内·舒巴奇
雷内·舒巴奇一直大力提倡透明，他的经历促使他将自己和他人的经历记录在一本书(德)外部链接里。
“许多罪行是在教会和寄养措施的幌子下犯下的，没有人被追究责任。更不可思议的是，部分罪犯今天仍可以若无其事的生活，领取带血的养老金，毫无负罪感。 然而，羞辱、精神和身体虐待、性侵和长期劳苦却深深地伤害了当时的儿童。” 他承认那些孩子并非不可能实现他们的人生梦想，但他评论说，“相当多的人”去了精神病院，甚至自杀了。
米莉·库萨诺
米莉(Mili)的父母饱受二战创伤，他们经常酗酒，利用暴力来控制孩子，最终导致婚姻破裂。 在强制寄养制度下，孩子们要么被送往寄养家庭，要么被送往精神病院。14岁的米莉是唯一一个被安置在老年和严重精神疾病院的孩子。她经常是课堂上的反面教材：穿着医院的病号服坐在授课大厅的中央，教授向学生们讲课的时候用她做案例。逃到东德后，她被瑞士警方抓获并关入监狱。获释后，她决定忘掉过去，重新开始。米莉再也没有和父母联系，凭着一份假简历，她找到了一份工作。此后，她赢得了瑞士赤脚滑水冠军，并育有两个女儿。40岁时，她开始在弗里堡大学进修文化和哲学。
亨利·斯坦纳
1944年瑞士东北部遭到轰炸，亨利·斯坦纳当时还是个孩子，他的母亲在轰炸中受伤。他拒绝参加瑞士军队的基本训练，并被警察逮捕。在被强制安置于寄养机构后，他经常触犯政府规定。于是他被送进精神病院，并接受了四个月的精神健康测试–最终他被认定精神正常，成功出院。他将当时的经历写成了个人回忆录《凋零的岁月》中。
玛丽娜·伯德
“它造成了难以抚平的创伤”，玛丽娜·伯德(英、德)外部链接在回忆强制抚养制度时表示，“瑞士人需要意识到这一事实，这些苦难不仅发生在其他地方，还发生在瑞士。”
(翻译：刘烽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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