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们尚未做好保护弱者和社会的准备”
今天距瑞士出现第一例冠状病毒确诊病例已有一年，这场还在持续的全球疫情教会了我们什么？我们专门走访了在苏黎世生活多年的意大利生物学家和科普工作者芭芭拉·加拉沃蒂(Barbara Gallavot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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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2月25日，瑞士成为受新冠病毒影响的国家：一位去过意大利的提契诺居民的新冠病毒检测报告得出阳性结果，这是瑞士联邦确诊的第一例新冠肺炎感染病例。
瑞士资讯swissinfo.ch：距瑞士出现首例冠状病毒病例已有一年，相比其他西方政府所采取的措施，您如何评价瑞士政府的抗疫措施？
芭芭拉·加拉沃蒂：在第一波疫情中，瑞士的反应非常好。之后有一段时间，各州各行其道，缺乏联邦国家层面的协调，那段时间可能问题较大，因为应对类似的紧急情况有赖于整体层面的管理。而当联邦政府重新掌控局面时，情况又开始好转。
瑞士也做出了勇敢的决定，例如，在苏黎世州小学受到的限制很少。然而，我却很难理解瑞士在是否强制佩戴口罩问题上的纠结，其他国家在这个问题上要果断得多。
开放滑雪场令瑞士一度受到批评。
那些缆车少且游客大多为当地人的小镇，已经被证明是可以管理的。而另一方面，全欧洲的滑雪爱好者因无别处可去，将瑞士滑雪场视为最后一站，这样一来就令这些滑雪场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圣莫里茨(St. Moritz)和翁根(Wengen)多人感染英国变异病毒株就证明了这一点。
除了中国似乎已几乎完全战胜疫情，在其他大多数国家，病毒还没有被驯服。是哪里出错了？
真正成功消灭病毒的国家(例如一些东方国家)采取了严厉措施，而这些措施在西方却行不通。不过，我们可以指出谁做得不好——那些否认病毒的危险性、否认采取严厉措施来对抗病毒的必要性的国家，例如巴西、美国和瑞典。
哪些国家的行动最有效？为什么？
在欧洲大陆，考虑到人们的习惯和文化限制，每个人都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因为有一些措施要让人们接受需要一定的文化背景。
在日本和韩国这样的国家，当地文化更看重社会而非个人的福祉，我们欧洲国家则不同，我们的弱点是文化上没有做好准备，以保护最弱势的群体，并且十分抵触关注社会福祉。
“我们的弱点是文化上没有做好准备，以保护最弱势的群体，并且十分抵触关注社会福祉。”
作为一名科学记者和传播方面的专家，您认为瑞士给公众提供的有关新冠病毒的信息是正确的吗？
在我看来，在瑞士信息传播是平衡、协调且务实的。民众被清楚地告知了有哪些问题，这证明了在紧急情况下实用主义比任何时候都更是一张王牌。新闻媒体马上就坚持明确，夏季之前不可能实现大部分人口的疫苗接种，我对这一点很赞赏。
许多国家已经开始接种疫苗。什么时候才能回到所谓的正常状态，可以周游世界？
非洲大部分地区以及东南亚、中亚和南美洲部分地区可能直到2023年才能实现疫苗接种全覆盖。
也许带着许可证或豁免证书旅行是不可避免的，至少在全球范围内是如此。这个想法不讨人喜欢，但是我想我们必须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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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瑞士局势
这次疫情给我们留下的宝贵教训是什么？未来我们能更好地应对其他大流行病吗？
大流行病一直存在，这不会是最后一次。但除了艾滋病，我们已经忘记如何应对这类流行病，因为上一次真正的瘟疫是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大多数国家没有真正的防疫计划，在监测方面的投入也不够。然而，我们可以假定，在发生了这一切之后，现在我们对了解面临的风险有了更充分的准备。
科普工作者、散文家和生物学家，意大利和瑞士广播电视台科学栏目撰稿人。讲授科普传播学专业硕士课程，并与报纸和杂志合作。她的活动令她获得了多个荣誉和奖项。
(译自意大利语：瑞士资讯中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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