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苦了瑞士低收入人群
新冠病毒的防疫措施为瑞士经济和员工造成很大负担，许多人都在艰难度日。Helen和Frédéric讲述了他们如何应对捉襟见肘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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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瑞士这样一个富足的国家，却依然有66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相当于人口中的7.9%。其中3.7%是在业人员。
这场大流行病首先是给失去工作的人带来了困难，但现在也波及到低收入人群。
个体户、工厂工人、兼职工作者：他们最先感受到疫情产生的影响。而危机持续的时间越久，他们陷入贫困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根据瑞士信贷的《全球财富报告》，截至2019年底，瑞士人平均每个成年人的财富为598410美元，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香港人以人均财富518810美元，位居第二，其次是美国人和澳大利亚人。
然而，根据瑞士联邦统计局的数据，2015年至2018年期间，20.6%的瑞士常住人口至少有一次陷入贫困。欧洲的平均数字是27.8%。
据国际明爱组织(Caritas外部链接)称，贫困不是瑞士政府优先考虑解决的事项之一，因为瑞士贫困人群占少数，而且没有任何组织，无法发出声音。据该慈善机构估计，30%有资格获得社会补助的人并未申请救济。
Frederic*今年50岁，有一个孩子，他和配偶都在餐饮业工作。自从这场大流行病暴发，他们两个就申请了缩短工时补助，只能拿到80%的薪金，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他们每月只能靠1500瑞郎(约合1万元人民币)生活。
他无奈地说：“我们等于遭受了三重惩罚，我们的工资少了；伙食不再能在饭店里解决，因为饭店关门了；我妻子也不再有小费，正常情况下每月能有约200瑞郎。”
动用储蓄
他们发现，如果不动用储蓄，他们不久就付不出房租和医疗保险的账单了，“联邦的抗疫措施让我们无法工作，不得不靠储蓄生活，而这些储蓄是为度假和牙医预备的，我觉得这不公平。”
因此他向汝拉州设置的一个帮助困境中人度过难关的机构-协助基金求助，得到了够他们全家支付两个月房租和医疗保险金的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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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也改变了生活方式，“我们的度假地改在了阳台上；只购买本地和便宜的产品，”Frédéric说：“我们试着从各方面省钱，比如我们更换了医疗保险公司；换了一辆便宜的车及相应的车险，但是很难做出预算计划，因为不知道这样的情况会持续多久，也不知道接下几个星期我们能工作多少。”
经过这样的调整，他们从一月份开始每月的开销减少了400瑞郎。但是Frédéric依然担心，如果饭店在疫情期间不能营业，酒店业就完了，许多人将陷入困境。
勒紧裤带
疫情暴发之前Helen*的日子就不好过，这位57岁的工人刚刚偿清了债务，经济状况进入稳定，她现在全职上班，每月净挣3200瑞郎，能够勉强度日，疫情暴发以后，她被缩短工时三个月，收入少了20%。
Helen说：“但是房租、医疗保险金和生活用品的价格却并未降低。”因此她不得不更加精打细算，从慈善机构“明爱”(Caritas)组织领取购物券，并推迟一些账单的付款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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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她又能正常工作了，也能拿到100%的工资，“但是12月14日我手里只剩下24瑞郎了，而发工资的日子是12月18日。”她也同样怕这种因新冠引起的不安定状况会持续下去，所以她都不敢计划任何业余活动。
“我刚刚能开始正常生活，以为我终于可以能偶尔享受一下了，”Helen说：“我都好多年没尝过度假的滋味了，原本刚有点希望，现在又没了，甚至比以前更严重。”
但是她觉得自己至少还是幸运的，有份工作，而且离家近，可以走路上班，因为她养不起车。她说：“有时候真想坐火车去湖边转转，但火车票太贵了，生活难道就是挣钱付账单？”
伸出援手
仅在6个月的时间里，汝拉州明爱组织在德莱蒙( Delémont)区分派的救助物资就相当于平时三年在全州的总量。该组织汝拉州负责人Jean-Noël Maillard说：“现在的情况就像埋了一颗定时炸弹，原本就靠救济生活的人，更无出头之日，而更多的人逐渐濒临潦倒，危机正在靠近。”
目前登记社会救济的人尚未增多，但Jean-Noël Maillard认为这只是个时间问题，中产阶级以下的阶层，现在尚能靠存款生活，而那些因疫情失业的人，尚能领取两年的失业金，之后才转向社会救济。
“我们现在必须启动防护机制，防止人们陷入危机，”Jean-Noël Maillard说，“进入缩短工时程序的人应该得到100%的工资，而贫困家庭和低收入员工应该得到补助。”
12月1日起，瑞士政府针对缩短工时程序增设了规定：月薪少于3470瑞郎的人，缩短工时后得到100%的工资，对于收入在3470至4340瑞郎之间的人，如果完全停工，也能得到3470瑞郎的工资。
*名字被编辑部改过
(译自德语：杨煦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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