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工作者：既不是受害者，也不是捣乱者
新书《我是一名性工作者》通过多幅肖像及专家的声音，揭示出瑞士的这种合法工作仍被钉在社会耻辱柱上。而瑞士联邦法院近期的一项裁决则标志着性工作者的去污名化向前迈进了一步。
在目前瑞士第二轮封锁期间，要不要将暂时中止提供性服务纳入抗击新冠疫情的防疫措施之中，又成了应由各州自行决定的问题。伯尔尼州与沃州决定不禁止卖淫业，而最初决定禁止性工作者提供服务的日内瓦州，亦于1月中旬取消了禁令。
日内瓦州政府委员Mauro Poggia称：“联邦政府让各州自主规范这一行业，由此也产生了步调不一的规范措施。沃州就与日内瓦州正相反，未曾禁止卖淫活动。这也是为何我们倾向于跟沃州保持一致。”
从这件事上便可看出各州在性工作问题上缺乏统一协调的规范，其实在正常时期这种不和谐的声音就已经存在。《我是一名性工作者》(Ich bin Sexarbeiterin，Limmat出版外部链接)就谈及这个问题。
法律专栏作家Brigitte Hürlimann也参与了这本书的编写。“各州政府对性工作订有自己的规范，至于其他州如何处理，他们并不感兴趣，”这位卖淫业立法方面的专家表示。
Brigitte Hürlimann认为各地对卖淫业的法律都有一个共同点：“这些法律要么强调性工作者是受害者，要么把她们描绘成制造麻烦的人，因此需要保护民众。而在大多数法律中，她们兼具这两种角色。”
瑞士与荷兰、德国、奥地利、匈牙利、拉脱维亚、希腊和土耳其一样，同为在卖淫业立法方面最为自由的欧洲国家，但这本书却以具体实例体现了这个国家出现的种种不和谐。
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也允许卖淫，但并未加以规范。瑞典、挪威、冰岛、法国和爱尔兰的“北欧模式”会对嫖娼者加以处罚。这在瑞士也同样成为争议的话题。
Xenia是瑞士专门为性工作者提供支持的中心之一，其负责人Christa Ammann说：“这种废奴主义模式不能终结对性服务的需求，却让性工作者变得更加脆弱，这一点我们从法国2016年至今的情况可见端倪。”
Christa Ammann不但同其他国家的同类组织保持着接触，还每天跟性工作者-其中大多为欧洲人-多有交流，因此她非常了解国际形势。“对性工作者来说，知道性工作是合法工作，他/她们遇到麻烦也可以叫警察，这显然是件好事。”这位专家确认了大家已经知道的事实：吸引大多数妓女来瑞士的重要因素，正是此地性工作的合法性和有利可图，妓女在瑞士的薪酬也高过其他欧洲国家。
最让Christa Ammann担忧的，是对卖淫业的过度规范，以及让性工作者不堪忍受的社会耻辱。要想真正改善性工作者的工作条件，唯一的办法就是消除这两大障碍。
联邦刑法法庭-瑞士最高法院-刚刚朝这个方向迈出了重要一步。该院驳回了一名嫖娼者的上诉，此人向一名性工作者谎称自己会在接受服务之后付钱，但事后却直接扬长而去。下级和中级法院都判处这位嫖娼者犯了欺诈罪，但他却引用一个判例，称卖淫属于不道德的行为，因此他无需付钱。
在此以前，如果性工作者的客户不愿付钱，那么性工作者不能对其提起诉讼，“因为司法体系认为性工作者及其客户之间的协议是不道德的，因此也不具法律效力，”Rebecca Angelini在瑞士法语区广播电视台RTS的午间新闻中解释。
刑法法庭在2月4日发表的判例中修改了自己的立场：“提供性服务的合同与整套法律体系秉持的伦理原则与价值观并不抵触。”换句话说，由于性工作者的收入在瑞士被认定为合法收入，而另一方面，因为其收入也要依法上税和缴纳养老与遗属保险(AHS)，所以他/她们的工作并不涉及对社会秩序的严重损害。
此外，“提供性服务是一种得到允许的社会正常工作，从事这项工作也同样受到保障经济自由权的宪法的保护，”高院判例中写道。
“联邦法庭认定，妓女及其客户之间的合同本身并不是不道德的。将此案定性为欺诈案，即按刑事案件进行处罚的裁决，联邦法院决定维持原判，因此被欺诈的性工作者应该受到刑法保护。与此同时，联邦法院还未忘记指出这些考虑同样适用于民法，”Brigitte Hürlimann表示。
毋庸置疑的是：这样看来，妓女的服务合同也跟瑞士的其他各种合同一样，都具有法律效力。
(译自法语：小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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