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为什么不愿规范协助自杀？

2018年，104岁高龄的澳大利亚科学家大卫·古道尔(David Goodall)，如愿在安乐死机构“解脱”(Exit)的帮助下安然离世。他并未身患任何不治之症，但随着视力和听力的日益退化，他对个人生活质量已达到了难以容忍的程度。 © Keystone / Georgios Kefalas

纳沙泰尔州要求用法律来规范安乐死组织和协助自杀服务。该倡议将同之前所有类似的尝试一样告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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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沙泰尔州提出动议(德)外部链接，要求规范协助自杀的条件，并提出需制定相应法规，以规范安乐死组织。

纳沙泰尔州提出动议的原因之一是，瑞士的安乐死组织不断地扩大其服务对象。现在，就连并未身患绝症、仅仅只是老年病患者也可以得到安乐死服务。

法律框架不明确

该动议不可能得到联邦院的批准。目前，国民院正在讨论此事。如果国民院通过这项动议，必然会让日内瓦大学伦理学教授Samia Hurst-Majno(法)外部链接大跌眼镜。

这不是瑞士第一次讨论规范协助自杀。尽管欧洲人权法院(德)外部链接批评瑞士的相关法律不够明确，但“每次讨论的结果都是，现有法律已经足够完备了。”

瑞士为什么不愿规范协助自杀？

瑞士政府原本打算规范协助自杀，但是却在2011年放弃了。在此之前，两项要求在苏黎世州禁止安乐死和叫停“死亡旅游”-即外国公民来瑞士寻求协助自杀的公民动议(德)，都因绝对多数选民的反对而流产。

卢塞恩大学的法学教授Bernhard Rütsche(德)外部链接认为，协助自杀的支持者担心，法律规范将限制安乐死服务。支持者通常提出这样的政治论点，“没有必要制定新法，因为行业法(德)外部链接已对安乐死进行了足够的规范。”“另外，联邦委员会还特别指出，如果国家立法规范安乐死，无异于颁发质量印章，而国家应该避免这样的行为。”

瑞士的制度以信任为基础

Hurst-Majno认为，如果国家立法规定哪些特定疾病、多大程度的病痛才可以要求协助自杀，将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现有的制度。

“我们的制度以参与双方的互相信任为基础。参与的一方是安乐死协助者，另一方是有死亡意愿的人。”目前，这完全是一种自愿行为。有死亡愿望的人没有权利强制要求他人协助其死亡。“如果用法律规范协助自杀，将很有可能使要求协助自杀成为一种权利，” Hurst-Majno解释道。

专业机构

Hurst-Majno认为，纳沙泰尔州的动议还触及了第二个痛点，这就是协助自杀机构。

最初，人们认为协助自杀是所谓的“最后的友情帮助”，并通过自由的法律框架为协助自杀开“绿灯”。当时，没人能想象得到，专业机构会应运而生。“这是一个悖论，” Hurst-Majno表示：“一方面，人们渴望能得到专业人士的帮助，另一方面，人们又希望最终提供帮助的是自己最好的朋友。”

Hurst-Majno认为，解决悖论的办法就是协助自杀职业化。她深知，这一建议将引起巨大争议。“如果可行，瑞士将成为全世界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对协助自杀进行专业培训的国家。”

瑞士的协助自杀

在瑞士，如果是出于私利动机引导他人自杀或协助他人自杀，此人将受到法律的惩罚(德)外部链接。相反，如果因为利他的动机而协助他人自杀，将不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瑞士有多家机构提供有偿的协助自杀服务。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协助自杀收费是否属于“自私的动机”在法律上一直属于灰色地带。不久之前，在一个桩史无先例的案件中，法庭驳回了针对瑞士著名的协助死亡机构Dignitas创始人“谋利”的指控(德)外部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