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孩子我不要

直到2002年，中止妊娠合法化的全国性法案才在瑞士正式生效。 © Keystone / Christian Beutler

堕胎，对女性来说是性命攸关的医疗行为。瑞士法律规定，一般的妇产科诊所无法执行，必须由妇科医师转到医院。根据瑞士联邦统计局(德)外部链接数据，2018年瑞士共有10’457件堕胎个案，年纪在15-44岁之间。陈女士就是其中之一，我们从她的案例来了解一下瑞士社会如何对待堕胎。

閱讀本文繁體字版本請 點擊此處

德文的Abtreibung (堕胎)是一个俗称，医学上正确的说法为Schwangerschaftsabbrüche，就是中止妊娠。目前在瑞士医界常使用于中止妊娠的作法为服药与手术，怀孕8周内仍可服药，约占三分之二的人数。 8周以上建议手术中止妊娠，此类手术在瑞士保险制度下被视为疾病，基本保险支付所有费用。

在瑞士怀孕12周之内中止妊娠是受法律允许的，2002年完全合法化，12周内中止妊娠约占此类案例的95%。 12周之后，则须由妇科、精神科医师或相关科别会诊，是较为复杂的情况，只占5%。

陈女士与瑞士丈夫育有一儿一女，意外怀了第三胎，最后他们决定保持一家四口的家庭状态。从2018的数据中，和她一样年纪40以上的妇女占中止妊娠人口的10%，是年纪较大和人数较少的群体。

swissinfo瑞士资讯：从您在瑞士就诊的经验，您觉得瑞士称得上对女性友好，医疗中立吗?

陈女士：我告知我的妇产科医师我怀孕的事之后，她立刻将我转到苏黎世大学医院(德)外部链接。除了大学医院里的妇科医师再一次利用超声波确认怀孕之外，还有一位有社工背景的护理和我谈话，确认我想拿掉孩子的决定。和我再三确认之后，才让我签下手术同意书。

我记得当时，她也提到她的角色是要确认我作为女人怀孕的意愿，并告诉我，如果我有难处政府机关提供什么帮助渠道。她并没有介入的意图，也不是道德仲裁者。我对这样的谈话其实有点惊讶，她的工作更像社工。我们花了一些时间讨论，留与不留的差别。签完手术同意书之后，她复印了一份给我，并说：“如果我改变想法，这个手术可以取消。”

她也提到，我的情况堕胎手术是保险完全支付的，因为在保险条款中，这其实被视为疾病(Krankheit)手术，如果我的情况不愿意留下这个孩子，也不必自责。

因为我是意外怀孕，发现时已经是7周半，转院后已经超过8周，医生当时认为吃药堕胎虽然可行，但过了8周，药物就没有百分之百中止妊娠的保障。她认为，与其身体可能受到有两次伤害，不如一次就完成。我于是接受了她的建议。

医护人员和医生与我谈话的时候，我有他们都在为我着想的感觉。不管是生理还是心理，我觉得都可以安心交给他们，算是友善也中立。

瑞士资讯swissinfo：能否与我们说说你准备手术和在手术室里的情况?

陈女士：其实整个过程比我想得复杂，这也算是瑞士人的严谨吧。手术前，我还做了两次的简单的心跳和呼吸的检查，以及一次与麻醉科医师的谈话，确认我以前是否有过手术史，使用过半身或是全身麻醉。

印象深刻的是第二次与妇产科医师的谈话，她也是为我手术的医师。这次谈话的内容其实更像是一次的生理卫生课程，她向我建议从我的年纪和家庭状况来看，手术时是否要带环，她并向我介绍避孕环的种类以及费用。

她提到，堕胎虽然不是一个大手术，但对女性的身体无论如何都是一个伤害。她花了很多时间说明各种避孕方式的安全性，并希望我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在手术前想想这些问题。她强调：“这个手术只有20分钟就结束，不过以后的日子还很长。”

手术的那天有两个麻醉医师在场，还有主刀的妇科医师和3个医护人员。虽然他们一直强调这是一个小手术，不过却有6个医护人员执行。我清醒时在一间多人的恢复室，有两个护士在照顾我们，接着妇科医生来和我谈话，告诉我手术的情况。

我完全清醒后，家人来接我，这前后大概花了5个小时。我在家休养了一周，才觉得自己完全恢复了，但这也可能是我人到中年的缘故。

瑞士资讯swissinfo：你和家人最后决定只要两个孩子，你的顾虑中是否有社会因素?

陈女士：我们有两个上小学的孩子，一方面很高兴他们都大一些，不必父母事事亲力亲为；另一方面，我们也享受有孩子的带来的快乐，多一个孩子辛苦之外，快乐其实也是加倍。但当时我丈夫正在面对转换工作的压力，在他还没有找到新工作之前，多一个孩子无疑也是家庭经济的负担。

我已到中年，当时也在服用一种慢性病的药物，心里也怕肚里的胎儿是否健康。母体健康、经济、中年压力和家里所有的状况，都是顾虑。

瑞士资讯swissinfo：那么你如何看待堕胎这件事?

陈女士：我想一个家庭要不要孩子，都是很私人的决定。尤其瑞士的社会福利给予中产家庭的支持很少，社会系统无助于多产的家庭计划。

我虽然惋惜无法多一个孩子，但护士说的：“在保险条款中堕胎其实被视为疾病手术”这句话，让我心理解套，我真的没有那么自责了。

30年来堕胎正反两方的激战

堕胎是否合乎道德？法律该如何保障女性身体权与健康？堕胎合法化？在1970年代的瑞士仍是州州各自为政的，一个国家有不同的处理方式。1976年1月保障女性中止妊娠的全民公投动议，首次收集到足够的签名而成案。

近30年间社会讨论的声音，双方的势力不相上下。尤其在宗教保守地区与特定宗教团体，反对堕胎的声音至今不减。

瑞士到2002年，全国性保障女性在妊娠12周内中止妊娠合法化的全国性法案才正式生效。从女权来看，自主决定身体的权利得到了法律的保障。

根据瑞士联邦统计局2018的数据(德)外部链接，15-19岁是堕胎人口中的少数族群，最大的族群为25-34岁。为何不要腹中的孩子，多数不再是年少无知的个案。

瑞士左派社会观察报WOZ(德)外部链接就曾对瑞士的堕胎现象做出报导，指出：瑞士的堕胎率仅有0.63%(一千人中6.3人)在欧洲属于极低的，数据也非常接近真实情况，医院与保险公司的转诊通报系统有助于了解真实情况。而瑞士堕胎的妇女，不分社会、经济地位、教育、族群，地区各个群体都有。

堕胎率城市地区最高为日内瓦，苏黎世第二。开放讨论的社会态度，和就诊研究资料匿名保护，在这30年来都有助于妇女更勇于面对自己的需要。

预防胜于一切的政策

堕胎率降至于0的机率是不可能的，目前瑞士普遍的态度是预防胜于一切。

对于青少年性教育有助于预防意外怀孕，堕胎合法化之后，性教育置入中学课程纲要也成为思潮。社会也慢慢接受：情窦初开的孩子，更需要知识作为保护自己的工具。而这个保护也是一辈子的能力。

瑞士性健康基金会(多语)外部链接也提供三大国家语言的免费咨询，从安全性行为、性病、意外怀孕到专业医师就诊的服务。服务的对象更不分性别，与男性相关的结扎与不同的避孕方式也是重点项目。预防与减少堕胎，男性也有不可或缺的责任，必须学习。

开放讨论与公开化，放在阳光下，才能减少意外。同时意外真的发生时，才有正常的渠道得到帮助，接住所有即将跌落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