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中被遺忘的英雄
殯儀工作人員在新冠疫情期間一直堅守崗位，面對潛在危險工作在第一線。然而，在新冠疫情爆發的這一年，他們既沒有得到公眾的掌聲，也沒有得到官方的感謝，為什麼會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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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整一年前，也就是2020年2月25日，瑞士出現了首例確診新冠病毒感染病例：一名來自提契諾州的70歲男子10天前在米蘭感染了病毒。自此感染人數迅速上升，很快就有了第一例死亡記錄，瑞士第一位死於新冠病毒的人是沃州一名74歲的女性。
那是2020年3月5日，當時還只是這場大流行病的開始，慢慢地新冠病毒逐漸蔓延到全球，瑞士也不例外。每日更新的數據記錄著這一發展形勢，令人提心吊膽。
長期壓力
赤裸裸的數字背後，不僅隱藏著許多人間悲歌和家庭悲劇，也暗藏著衛生部門和殯葬業工作者不可估量的工作。但與醫護人員不同，殯葬工作者並未收穫公眾的感謝，儘管他們也工作在第一線，身處高風險感染環境，而且一週七天，夜以繼日。
這場大流行病擾亂了殯儀館工作人員的正常工作節奏。他們不得不冒險工作，這令他們倍感壓力和疲憊，身心都受到很大負荷，但為了能夠為死者及其親屬提供良好的服務，他們只能將恐懼與疲倦深藏起來。
不奇怪
殯葬行業在這場新冠危機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然而，在“疫情期間的日常英雄”公開表彰中卻未被提及。對此他們並不感到驚訝或憤怒，“我們早已習慣了，”瑞士殯葬服務協會(SVB)主席Philipp Messer說，“禮儀師一般不會被感謝。”
看看平時的訃告和感言就知道了。幾十年來，這些訃告千篇一律，遵循著同樣的模式-殯儀館從不在感謝的名單中，Messer說。他在比爾市(Biel)經營著一家自己的殯儀館。 “我們的工作在大流行病期間沒有受到感謝，我並不驚訝，”他補充道。
不過，他說，自疫情爆發以來，記者經常與殯儀館取得聯繫，進行報導：“這也是對我們工作的一種認可。”
禁忌和迷信
日內瓦學者Nic Ulmi對殉葬工作者的工作不被認可也並不驚奇，他是《哀悼》一書的作者，書中他追溯了一個半世紀的歷史，講述了日內瓦的公共殯葬工作。
“人們喜歡給殯葬工作加上一層面紗，這裡有忌諱，有否定。與逝者告別時，他們在場，因為他們不可缺少。但除了這一時刻，很多人都希望他們不存在，”這位歷史學家說。他提到了他在研究過程中收集到的許多真實案例。
“日內瓦一家殯葬服務機構的員工告訴我，他周圍的人經常表現得好像認為死亡本身是會傳染的，而不是導致死亡的疾病，”他說。因此，很多人在殯葬工作者身邊時，都害怕被傳染。
一道無形的牆將殯葬工作者與社會其他成員隔離開來，他們被視為死亡的化身。 “除此之外，還有一層迷信色彩，任何人都或多或少有點迷信，即使是最堅定的理性派也一樣。我認為這種內心的排斥依然根深蒂固地存在著，”這位日內瓦歷史學家評論道。他還補充：“埋葬死者的人被看作是靠別人的不幸而生存的人，這種刻板的印像從未消失過，尤其是對私人殯儀館工作人員更是如此。”
Ulmi表示，他在大流行病期間並未做過實地調查，因此不能列舉任何事實。但他有這樣的印象，殯葬人員的負面形像變得更加牢固了。 “另一方面，死亡人數的大量增加和保持距離的規則，令殯葬工作者變得比平時更加隱形，”他說。
親屬的痛苦
殯儀館工作人員在疫情期間自己也遭受了極大的痛苦並感覺孤立無援，這不僅來自於繁重的工作，也是因為感受到喪葬家庭的巨大悲傷。迫於衛生條例，疫情期間不能舉行正常的的喪禮，親友只能匆匆與死者告別。而殯葬人員也不能按照習慣給這些家庭提供正常的支持，這令他們感到不安。
與一般人想像的不同，殯儀館不僅要處理死者事宜，還會為其親屬提供具體的、精神上的支持，而這些支持其實是整個悲傷的喪葬過程中一個最重要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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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最困難的並不是屍體的準備過程，埋葬或火化才是最艱難的工作。 “你很快就會習慣觸摸屍體，但你永遠無法習慣痛苦和悲傷。這是一種長期持續的挑戰，”Ulmi表示，“所有殯儀館的工作人員都跟我這麼說。”
用Ulmi的話說，這是一種矛盾：“度過悲痛是每個人最痛苦的內心掙扎過程，也正因如此殯葬人員的這部分工作是最有意義的，因為殯葬工作者對於死者家屬的陪伴是一種重要的精神支持。”換句話說，他們的職能遠遠超出了他們的外在角色。
Philipp Messer作為瑞士殯葬服務協會的主席，對與聯邦衛生局在應對疫情方面的合作總體上非常滿意。然而，聯邦衛生局決定不將殯葬業者列入新冠疫苗接種的最優先群體。 “我對此很失望，因為我們有感染的風險，”Philipp Messer說。
(譯自德語：楊煦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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