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疫情中人們的生活
瑞士感染人數激增,政府的政策隨疫情而更新,每一個政策都牽動著人們的生活。在疫情之下,人們仍努力維持著日常。各行各業都在努力,調整自己的生活與工作步調,邊境內外,無一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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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科學研究機構EMPA資深研究員
我們單位EMPA外部链接在停課之前的規定是20人以上的會議都暫停,因此有我們院裡所籌備的國際會議也都被叫停了。現在一些必須進實驗室裡的研究,都幾個人分著進行,不要大家同時在實驗室裡。
在千人活動禁令開始前,有一次我早上起來就開始咳嗽,我寫信給我的主管,她立刻要我當天在家工作(home office)。那天我並沒有課要教,都是辦公室和實驗室的業務。我的實驗室的工作由其他人代為進行。作為研究員,實驗由別人代為處理,的確有不專業的感覺,我不是很安心。
我的咳嗽只有一天就結束了,也沒有其他併發症狀。按照現在科學推估,全球會可能有80%的人會受到感染。我其實認為現在這個時間點被感染,會比預測的秋季第二次大爆發來得安全。
我做的是空污研究,從人類健康的角度來看,我做的研究主題的致死率與後遺症其實比這次疫情的病毒更為嚴重。相比之下,我並不那麼害怕這次的病毒。
全校停課之後的第一週,我可以在家工作。我的鄰居們多半是父母都工作的雙薪家庭,我們四個家庭在週末開了一個會,做了帶孩子的共同班表。孩子們都在幼稚園的階段,這些孩子停課雖然沒有功課的進度,但是同時要帶6個4歲、5歲的孩子很不容易。還要清楚哪個孩子對什麼食物過敏,平時分工的社會現在很多事都要自己做了。
通勤上班的聖加侖州政府社工
我是從蘇黎世去上班的,每天搭乘國鐵上下班,我不會因為疫情而開始開車。我的工作是60%,不必天天上班,我就彈性把進辦公室的時間挪移,早出早歸,或是晚出晚歸。並且上下車洗手,盡量找人少的車廂。還好我搭乘的不是最多人乘坐的路線,即使是上下班時間也不會到磨肩接踵人擠人的程度。
瑞士對所有新想法和新事物的接受度比較慢,時間也得拉得比較長。戴口罩這件事要被廣大的瑞士群眾接受需要時間,以及科學的佐證。如果我們看滑雪安全帽的瑞士演進史就可看出來,30年前滑雪時戴安全帽是一件很可笑的事。剛推出時,市場並不看好,安全在當時不是考量。
但是現在不只是滑雪,騎滑板車、自行車大家都戴著安全帽。至於口罩在瑞士是不是有一天能變成常態,得看這次疫情繼續演變的狀況。還有,在瑞士所有的事情都需要「時間」。
巴塞爾紀念品店的亞洲店員
巴塞爾的狂歡節被取消之後,Angie開始警覺應該戴起口罩了,於是上下班在電車上戴著口罩。但是屢試不爽,只要有人看見她戴口罩,就會換位子離得遠遠的。因為在這裡戴著口罩,大家立刻覺得你生病了,她理解大家的行為,也同時很堅持保護自己的措施。
她也為自己的孩子們做了布口罩,兩個青春期的孩子平時都很配合,但口罩他們都不願意戴,同時告訴媽媽:「我們很健康,不需要戴口罩。」親子關係再好,口罩這件事有跨不過去的鴻溝。
Angie說:「我的瑞士朋友看到我做的口罩不錯,也買布請我幫忙車縫製作,這點我很開心。看到感染人數增加後,有的瑞士人也提高警覺了。現在有的人甚至說,他想戴口罩,但已經買不到了。」
她老闆非常關心員工的狀況,明說:「希望客人多刷卡,要是客人付現金,店員們都要立刻用酒精消毒。」老闆的謹慎,讓店員在工作時多一份安心,職場上的疫情緊張也能稍微減輕。一日上班時,她在客人付完錢後,用酒精擦拭收銀機以及櫃台週邊,遭客人白眼。不過維持清潔本來就是店員的工作,可能她的動作太快,應該等客人離開後再清潔,減少敏感的客人不舒服的感覺。
城裡的店家營業額都往下掉,Angie工作的店也不是例外。她說:「很幸運地,我的老闆仍然最重視員工的安全。今天他去簽了政府企業紓困(Kurzarbeit),我們從今天(3月16日)開始停業。我的老闆平時對我們很好,我給了他我的手機號碼,如果他有任何需要我幫忙的地方,我都會為他做。這不是僱傭關係,就是非常時期的互相幫忙。」
蘇黎世ETH的台灣博士生
疫情的發展打亂了我們平時生活的秩序,我們都在努力調整生活模式和工作模式。我平時的工作也必須教大學部的學生做實驗,當感染人數增加時,我們實驗室裡就改變課程的內容,來對應情勢變化。例如:需要共同操作儀器的實驗不作了,改作個人可以自行操作的項目,以減少實驗室裡大家近距離接觸的機會。
13日政府宣布停課,大學部的課程停了,我們也就不必再操心在實驗室裡可能傳染病毒的危險。
最近有一股學生回國潮,我也在考慮是否回台灣。我在瑞士的健康保險是最低保額,我不知道若是被感染了,醫院會不會收我。再加上醫療資訊也不透明,醫院現在收治病患的作法令我不放心。要是能回台灣,雖然也是有被感染的機率,但是我知道在那裡醫院會收我,並治療我。(筆者注:瑞士醫療科學院在其網站上刊登的有關《重症護理措施》準則,也適用於這場疫情。這些準則能幫助醫生在將病人分類處理時,做出人道決定。在這些準則中明確規定:年齡、性別、社會地位、國籍、宗教或者身心障礙,皆不能作為病人分類的思考因素。 “重要的是,醫生的決定應該有理可循和公正,”瑞士醫療科學院寫道。醫療科學院的準則中規定,那些被醫生診斷為“沒有重症護理就會有危險的病人”,優先被送入重症護理病房,而那些不需要重症護理就可以康復的病人將被送進普通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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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瑞士出现医疗挤兑时为什么救你不救他?
至於能不能回去,也不是那麼容易決定的。我的實驗室裡大部分的同事都是歐洲人,有的國家現在比瑞士更嚴重,他們有家歸不得。現在選擇離開我的工作,要面對的是職場人際關係與工作倫理的雙重考驗,後續的效應是一環接一環。
現在疫情的消息很多,ETH有一個疫情資訊網頁(德)外部链接,大家可以在那裡得到最新、最正確的資訊。消息太多,我只有在全心投入工作時,才能抽身安定自己的心情。
原本瑞士給人環境好,空氣好等等正面的觀感,但現在確診病患數字增加太快,信心瞬間跌落。我和我的家人討論過,生命比學位更為重要。要是情況無法好轉,我會離開瑞士。我現在是健康的,在飛機上雖也有被感染的風險,這層危險我當然自己承擔。大家面對的疫情是一樣的,而所有的決定是個人的。
義大利跨境醫護人員
在跨境到瑞士的7萬名勞工中Andrea是其中一人,他每日在Lugano的一家老人院中為住民量血壓、配藥、紀錄、洗滌清潔的工作。疫情在提契諾州開始到到3月13日之前,他和其他來自義大利的護理人員都沒有被歧視的感覺。主因是他在這家老人院工作已有幾年,工作中都是老面孔,彼此熟悉。
自義大利封關之後,在通關口的檢查非常嚴格,必須出示工作證G證,和醫院的聘書。原本出入自如,國界並不明顯的日常,在封關後他進出Porto Ceresio小關口也加強了管制。
無預警的瑞士跨境的醫護人員在3月15日收到安養院的通知,現階段必須居在住在瑞士,房租與飲食自付,若是不幸感染,醫療費用也是自費。此舉造成跨境醫護人員的強烈反彈,和許多人一樣反應Andrea說:「我對這個做法感到噁心和厭惡。我們到瑞士工作是因為瑞士需要我們作為勞動力,我們每日帶來約100萬瑞郎的產值,大量的物資也仰賴我們進口。現在如果不照作,我們都可能被列為裁員或解雇的名單。」
在疫情傳播的壓迫下,瑞士雇主突然政策的改變,眾多和Andrea一樣身分的醫護人員正在發起聯署,抵制這項突然的命令。瑞士需要鄰國的人力物力是不爭的事實,而跨境中作者中的醫護人員,無論在工作環境與氣氛都是最受衝擊的一群人。
義語區貿易公司的跨境亞洲職員
LiLi是每日到Lugano上班的貿易公司職員,自義大利本土疫情爆發後,她的主管主動提議開車上班的路上,順道接她去辦公室。這項自我保護措施,減輕了在路上被感染和被歧視的壓力。
在一般的生活裡,他的先生負責家庭用品與食品的採買,起先為了健康,她給她的先生準備了口罩,希望他能自主管理健康。在出入賣場之時,可以保護自己。生病的人才戴口罩的說法是一般歐洲人的觀念,就此引起了家庭紛爭。中西合璧的家庭。夫妻雙方觀念不同,有的家庭陷入溝通危機,過去所有的問題與情緒都同時白熱化,可能一觸即發。
在義大利準備封閉邊界時,Lili的家庭爭端突然得以消弭。他的先生從政府的措施變化中感受到亞洲太太口中危機,自願在外出時戴起口罩,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洗手,自我管理作得到位,夫妻關係再次和諧。
封閉邊境後Lili開始在家工作的模式(home office),每天與主管進行視訊會議。目前還無得知何時能再回辦公室,慶幸的是文書工作可以線上進行,不必暴露在通勤時病毒傳播的危險中。但就在3月16日,她收到公司寄來的新的每週工作日誌表,她同時也想著要好好填表,裁員應該是這次疫情引起的經濟效應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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