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被疫情改变的瑞士居民日常

2020年3月17日，瑞士洛桑市內一家已關門歇業的酒吧露台 Keystone / Jean-christophe Bott

瑞士感染人数激增，政府的政策随疫情而更新，每一个政策都牵动着人们的生活。在疫情之下，人们仍努力维持着日常。各行各业都在努力，调整自己的生活与工作步调，边境内外，无一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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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科学研究机构EMPA资深研究员

我们单位EMPA(多语)外部链接在停课之前的规定是20人以上的会议都暂停，因此有我们院里所筹备的国际会议也都被叫停了。现在一些必须进实验室里的研究，都几个人分着进行，不要大家同时在实验室里。

在千人活动禁令开始前，有一次我早上起来就开始咳嗽，我写信给我的主管，她立刻要我当天在家工作(home office)。那天我并没有课要教，都是办公室和实验室的业务。我的实验室的工作由其他人代为进行。作为研究员，实验由别人代为处理，的确有不专业的感觉，我不是很安心。

我的咳嗽只有一天就结束了，也没有其他并发症状。按照现在科学推估，全球会可能有80%的人会受到感染。我其实认为现在这个时间点被感染，会比预测的秋季第二次大爆发来得安全。

做的是空污研究，从人类健康的角度来看，我做的研究主题的致死率与后遗症其实比这次疫情的病毒更为严重。相比之下，我并不那么害怕这次的病毒。

全校停课之后的第一周，我可以在家工作。我的邻居们多半是父母都工作的双薪家庭，我们四个家庭在周末开了一个会，做了带孩子的轮班表。孩子们都在幼儿园的年龄段，这些孩子停课虽然没有功课的进度，但是同时要带6个4岁、5岁的孩子很不容易。还要清楚哪个孩子对什么食物过敏，平时分工的社会现在很多事都要自己做了。

通勤上班的圣加仑州政府社工

我是从苏黎世去上班的，每天搭乘瑞士国铁上下班，我不会因为疫情而开始开车。我的工作是60%，不必天天上班，我就弹性把进办公室的时间挪移，早出早归，或是晚出晚归。并且上下车洗手，尽量找人少的车厢。还好我搭乘的不是最多人乘坐的路线，即使是上下班时间也不会到摩肩擦踵人挤人的程度。

瑞士对所有新想法和新事物的接受度比较慢，时间也得拉得比较长。戴口罩这件事要被广大的瑞士群众接受需要时间，以及科学的佐证。如果我们看滑雪安全帽的瑞士演进史就可看出来，30年前滑雪时戴安全帽是一件很可笑的事。刚推出时，市场并不看好，安全在当时不是考量。

但是现在不只是滑雪，骑滑板车、自行车大家都戴着安全帽。至于口罩在瑞士是不是有一天能变成常态，得看这次疫情继续演变的状况。还有，在瑞士所有的事情都需要“时间”。

巴塞尔纪念品店的亚洲店员

巴塞尔的狂欢节被取消之后，Angie开始警觉应该戴起口罩了，于是上下班在电车上戴着口罩。但是屡试不爽，只要有人看见她戴口罩，就会换位子离得远远的。因为在这里戴着口罩，大家立刻觉得你生病了，她理解大家的行为，也同时很坚持保护自己的措施。

她也为自己的孩子们做了布口罩，两个青春期的孩子平时都很配合，但口罩他们都不愿意戴，同时告诉妈妈：“我们很健康，不需要戴口罩。”亲子关系再好，口罩这件事有跨不过去的鸿沟。

Angie说：“我的瑞士朋友看到我做的口罩不错，也买布请我帮忙车缝制作，这点我很开心。看到感染人数增加后，有的瑞士人也提高警觉了。现在有的人甚至说，他想戴口罩，但已经买不到了。”

她老板非常关心员工的状况，明说：“希望客人多刷卡，要是客人付现金，店员们都要立刻用酒精消毒。”老板的谨慎，让店员在工作时多一份安心，职场上的疫情紧张也能稍微减轻。一日上班时，她在客人付完钱后，用酒精擦拭收银机以及柜台周边，遭客人白眼。不过维持清洁本来就是店员的工作，可能她的动作太快，应该等客人离开后再清洁，减少敏感的客人不舒服的感觉。

城里的店家营业额都往下掉，Angie工作的店也不例外。她说：“很幸运，我的老板仍然最重视员工的安全。今天他去签了政府企业纾困(Kurzarbeit)，我们从今天(3月16日)开始停业。我的老板平时对我们很好，我给了他我的手机号码，如果他有任何需要我帮忙的地方，我都会为他做。这不是雇佣关系，就是非常时期的互相帮忙。”

苏黎世ETH的台湾博士生

疫情的发展打乱了我们平时生活的秩序，我们都在努力调整生活模式和工作模式。我平时的工作也必须教大学部的学生做实验，当感染人数增加时，我们实验室里就改变课程的内容，来对应情势变化。例如：需要共同操作仪器的实验不作了，改作个人可以自行操作的项目，以减少实验室里大家近距离接触的机会。

13日政府宣布停课，大学部的课程停了，我们也就不必再操心在实验室里可能传染病毒的危险。

最近有一股学生回国潮，我也在考虑是否回台湾。我在瑞士的健康保险是最低保额，我不知道若是被感染了，医院会不会收我。再加上医疗资讯也不透明，医院现在收治病患的作法令我不放心。要是能回台湾，虽然也是有被感染的机率，但是我知道在那里医院会收我，并治疗我。(笔者注：瑞士医疗科学院在其网站上刊登的有关《重症护理措施》准则，也适用于这场疫情。这些准则能帮助医生在将病人分类处理时，做出人道决定。在这些准则中明确规定：年龄、性别、社会地位、国籍、宗教或者身心障碍，皆不能作为病人分类的思考因素。 “重要的是，医生的决定应该有理可循和公正，”瑞士医疗科学院写道。医疗科学院的准则中规定，那些被医生诊断为“没有重症护理就会有危险的病人”，优先被送入重症护理病房，而那些不需要重症护理就可以康复的病人将被送进普通病房。)

至于能不能回去，也不是那么容易决定的。我的实验室里大部分的同事都是欧洲人，有的国家现在比瑞士更严重，他们有家归不得。现在选择离开我的工作，要面对的是职场人际关系与工作伦理的双重考验，后续的效应是一环接一环。

现在疫情的消息很多，ETH有一个疫情资讯网页(多语)外部链接，大家可以在那里得到最新、最正确的资讯。消息太多，我只有在全心投入工作时，才能抽身安定自己的心情。

原本瑞士给人环境好，空气好等等正面的观感，但现在确诊病患数字增加太快，信心瞬间跌落。我和我的家人讨论过，生命比学位更为重要。要是情况无法好转，我会离开瑞士。我现在是健康的，在飞机上虽也有被感染的风险，这层危险我当然自己承担。大家面对的疫情是一样的，而所有的决定是个人的。

意大利跨境医护人员

在跨境到瑞士的7万名劳工中Andrea是其中一人，他每日在Lugano的一家老人院中为住民量血压、配药、纪录、洗涤清洁的工作。疫情在提契诺州开始到到3月13日之前，他和其他来自意大利的护理人员都没有被歧视的感觉。主因是他在这家老人院工作已有几年，工作中都是老面孔，彼此熟悉。

自意大利封关之后，在通关口的检查非常严格，必须出示工作证G证，和医院的聘书。原本出入自如，国界并不明显的日常，在封关后他进出Porto Ceresio小关口也加强了管制。

无预警的瑞士跨境的医护人员在3月15日收到安养院的通知，现阶段必须居在住在瑞士，房租与饮食自付，若是不幸感染，医疗费用也是自费。此举造成跨境医护人员的强烈反弹，和许多人一样反应Andrea说：“我对这个做法感到恶心和厌恶。我们到瑞士工作是因为瑞士需要我们作为劳动力，我们每日带来约100万瑞郎的产值，大量的物资也仰赖我们进口。现在如果不照作，我们都可能被列为裁员或解雇的名单。”

在疫情传播的压迫下，瑞士雇主突然政策的改变，众多和Andrea一样身分的医护人员正在发起联署，抵制这项突然的命令。瑞士需要邻国的人力物力是不争的事实，而跨境中作者中的医护人员，无论在工作环境与气氛都是最受冲击的一群人。

意语区贸易公司的跨境亚洲职员

LiLi是每日到Lugano上班的贸易公司职员，自意大利本土疫情爆发后，她的主管主动提议开车上班的路上，顺道接她去办公室。这项自我保护措施，减轻了在路上被感染和被歧视的压力。

在一般的生活里，他的先生负责家庭用品与食品的采买，起先为了健康，她给她的先生准备了口罩，希望他能自主管理健康。在出入卖场之时，可以保护自己。生病的人才戴口罩的说法是一般欧洲人的观念，就此引起了家庭纷争。中西合璧的家庭。夫妻双方观念不同，有的家庭陷入沟通危机，过去所有的问题与情绪都同时白热化，可能一触即发。

在意大利准备封闭边界时，Lili的家庭争端突然得以消弭。他的先生从政府的措施变化中感受到亚洲太太口中危机，自愿在外出时戴起口罩，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洗手，自我管理作得到位，夫妻关系再次和谐。

封闭边境后Lili开始在家工作的模式(home office)，每天与主管进行视频会议。目前还无从得知何时能再回办公室，庆幸的是文书工作可以线上进行，不必暴露在通勤时病毒传播的危险中。但就在3月16日，她收到公司寄来的新的每周工作日志表，她同时也想着要好好填表，裁员应该是这次疫情引起的经济效应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