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6年的瑞士全民公投中,“无条件基本工资动议”仅获得了23%的赞成票。其反对者对这一理念的过于理想化以及缺乏令人信服的资金来源计划予以了激烈驳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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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一年之前,瑞士令别国羡慕嫉妒恨的“无条件基本工资动议 ” 在全国范围内经历了投票表决,最终遗憾流产。而如今,这一乌托邦式的构想却在芬兰生根,芬兰成为欧洲头一个为本国失业者无条件发放基本工资、尝试践行这一梦想的弄潮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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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01月04日 - 10:44
在去年6月的公投中被绝大多数选民以压倒性优势驳回的“无条件基本工资动议”,与芬兰此次提出的构想理念一致、却略有差异。
对不干活就能获取一定收入持拥护态度的瑞士普通民众,期冀着不管个人财产现状或就业状况如何,每位法定居民都能按月领取2500瑞郎(约1.7万元人民币)的工资。此外他们还建议,儿童也能每月无条件获得625瑞郎(约4200员人民币)的进项。
相较之下,芬兰的基本工资试点项目针对人群仅涵盖了本国部分失业公民,且每人只能限定领取560欧元(约4000元人民币)的基本月薪。该试验旨在提升本国就业率、减少贫困及抑制政府官僚主义作风。这一为期两年的试验性项目已于今年年初正式启动,最终受益人群将拓展至2000名随机挑选出的芬兰籍公民。
作为失业率仅为8%的国家,芬兰之所以启动这一试验,其部分原因在于:如果那些低薪岗位和短期工作极大地降低了失业人员的个人财政收益,那么国家社会福利制度就应给予失业人员以充分的权利,使得他们能够 “任性地”对低薪或短期工作说“不”。普遍基本工资这一理念,其脱胎诞生可以追溯到500多年前。
英格兰政治家托马斯·莫尔笔下影响颇为深远的《乌托邦》一书,是一部融合小说元素和政治哲学为一体的作品。这部以拉丁语撰写、首次出版于1516年的作品提及,普遍基本工资可被视为一种减少偷盗不法行为的有效途径。莫尔的挚友-人文主义者乔纳斯·玖恩·维夫斯,后于1526年在一份比利时布鲁日市市长备忘录中,制定了一份更为详尽的构想计划书。而该计划书最终促使这一构想在比利时西部小城伊普尔生根发芽,历史上首次得以践行。
自莫尔时代至今,这个理念不断承嬗演变。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从加拿大到纳米比亚、再到荷兰,不少地区都先后试水,把无条件发放基本工资这一福利引入该地。据“基本收入欧洲网络”(BIEN,Basic Income European Network)这一组织的比利时分部介绍,目前,该国公众普遍认为,政府应该在不考虑公民其他收入以及无权要求公民必须工作的前提下,为公民提供基本的月薪。
(翻译:张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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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0月15日
瑞士是最富有的国家之一,尽管在这里谁都不担心饿死,但还是有60万民众,挣扎在贫困线上。Niggi Schwald就是他们中的一员,虽然生活在“富可敌国”的苏黎世,但他却是无家可归、街上的乞讨者。如今,作为城市向导,他向人们讲述着自己的故事,还带着参观者穿过苏黎世,向人们展示这一富裕都市的另一面。
瑞士是最富有的国家之一,尽管在这里谁都不担心饿死,但还是有60万民众,挣扎在贫困线上。Niggi Schwald就是他们中的一员,虽然生活在“富可敌国”的苏黎世,但他却是无家可归、街上的乞讨者。如今,作为城市向导,他向人们讲述着自己的故事,还带着参观者穿过苏黎世,向人们展示这一富裕都市的另一面。
那是苏黎世9月的一个下午。当天没有下雨,气温怡人。对Niggi Schwald来说,晚上睡公园的长凳就好了,这是他最喜欢的一个地方,就在市中心后面。他爱那里的宁静,“我早上不愿醒太早,”他说。
66岁的他对这座利马之城(苏黎世)了如指掌。当然他最了解的还是这座城市的阴暗面,穿过穷人、无家可归者,和那些领不到救济金的人的目光。他自己也在大街小巷上生活过4年。对于那段流浪的经历,他并未感到羞愧。归根结底,那也是他自己的选择。
一个睡袋、一个垫子、一个小的双肩背,还有一些衣物。这就是Niggi Schwald的所有-他在大街上生活时为数不多的几件家当。那是2005年,他在苏黎世郊区铁路桥下发现了一辆被废弃的干草车,而这车就成了他的栖身之所,“那寒冷的冬夜,我永远也不会忘怀。我生了一堆火,却还是冻彻心扉,”他讲述道。
在监狱度假
那时的Niggi Schwald一贫如洗,在城里几个人气较旺的地方开始乞讨:中央火车站、商店和公车站点附近。运气好的话, 一天可以挣50瑞郎。他的“技术”在于,尽量表现得体面一些,至少要有礼貌。
如果下雨或者天气很冷,那么他就会钻到购物中心里。那是一个挺舒服的地方,离他的栖身之所也不远。购物中心就是他的一个“起居室”,他白天的时间大多在那里度过。总会有人给他一杯咖啡,或是一块蛋糕。一位商店的员工还给了他厕所的钥匙,这样他就可以在里面洗澡、洗洗衣服。
周日,商店关门,那么他就会去苏黎世的Kloten机场,混迹于旅客中间。那里的公共电视屏幕总会播放一些足球赛、滑雪赛,“这可以说就是我的业余生活,”他这样回忆道。
警察只找过他一次麻烦,那是因为他无票乘车,被逮到后又不缴付罚款。于是,他被关进监狱10天,“一天三顿饭,有暖气还有电视,对我来说就像度假一样”。
对无家可归者来说,一天的思绪总也离不开吃。夏天,他可以去农庄吃饭,因为他会帮农民干些庄稼地里的活儿。而在冬天,他有时并不想离开自己的干草车、去市中心“找饭辙”,就只好拼命灌水。有一点是确定的,在瑞士没有人会挨饿,因为到处都有救助机构。
在苏黎世,就有例如Suneboge(德)这样的合住中心,Niggi介绍说。对十几位流浪汉来说,这里就是一个救助点。它的前身是监狱,就在瑞士证券市场旁边,现在可以提供热餐,而且非常廉价。
上万名贫困者
联邦统计局最新数据(德)显示,瑞士有7.7%的贫困人口。具体来说就是,有59万人够不上法律规定的收入线,难以满足本人及其家庭的食品、住房、医疗保险等基本需求。尽管许多人其实都是有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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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再加上那些在贫困线上徘徊的人,据Caritas估计,这一人群可能会达到100万。瑞士有差不多1/5的人难以负担2000瑞郎的额外支出,例如一张牙医账单,Caritas在它今年公布的《瑞士新的贫困手册》(德、法)研究中这样写道。
特别容易“受穷”的是单亲家庭、单身成人、没有受过中高等教育,以及待业在家的人。尽管Niggi不在此列,但“坠入贫困是很快的一件事”。
在这位生于巴塞尔的人在大街上流浪之前,曾有过一段婚姻。他在工程师事务所工作,月薪也有7000瑞郎。“没什么好抱怨的”,后来他离婚了,工作压力很大(“我总想做的更多”),最后公司也倒闭了。那时他简直要崩溃,“每个人都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Niggi对此确信不疑。即使是上层社会的人,例如曾担任保险公司总裁的Mike,曾经在世界上飞来飞去,而如今也只栖身于“Suneboge”一个小小的房间里。
难以逾越的孤独
尽管命运多舛,但Niggi Schwald认为他还是幸运的。他可以时不时地喝上一杯,啤酒或红酒,只要他攒够了钱。他从未变为毒品或酒精依赖者,只有吸烟是他唯一的“不良嗜好”,以前,他总是管行人要烟。
他相信,这是因为他的个性:“我一向都很乐观,因为我相信,不会有什么更糟糕的事情发生了”。他从未迁怒于人,既不怪政府、也不怪社会。他知道,他可以申请社会救济,他有这个权利。但繁琐的行政手续、填不完的表格和要与政府官员展开的对话吓坏了他,他不愿自找麻烦。
因此,他宁愿生活在大街上。这样的生活无须遵循什么规则,正如他所说,他是自由的。不过他也为自由付出了代价,“我没有什么人际关系和社会网络。对我来说,那种孤独是最难以忍受的”。
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无家可归或乞讨者一般都有一只狗或者其他宠物,他说。宠物对于他们要远远超过“冒险伙伴”这样简单的意义。
城市的阴暗面
福利城市游
“惊奇”(德)联合会在巴塞尔组织了首个“福利城市游”。该组织出版一份街头杂志,而且致力于照顾流浪汉。
这类城市游的目的有二:首先是,依照穷人、无家可归者、申请不到救助金的人的眼光,展示这座城市;其次是,让这些人有可能成为城市向导。
巴塞尔于2013年4月首次按照德国模式提出类似建议,到目前为止,共有5500多人参与了这类城市游。
因为Niggi Schwald的付出和组织,这类城市游也出现在了苏黎世。2014年10月3日首个福利城市游顺利进行,总共持续2小时。今后这类项目还将在伯尔尼展开。
Niggi从未有过狗。他一向都是踽踽独行,直到有一天,那是2009年12月的一个夜,在自己的干草车上,他突然说:“够了,该结束了”。他不愿这冰冷彻骨的夜再次在野外度过。第二天早上,他去到了新教教堂的穷人赈济中心,从此,生活开始了彻底的改变。
如今,Niggi Schwald生活在苏黎世一套带家具的一居室公寓里。他是戏剧团体Schrägi Vögel(德)的组织人员,帮助召集街上的行人一起来表演。如果还有时间,那么他也会帮助那些贫困或边缘人组织。
“我的日程表”,他半开玩笑地说:“和商务人士也差不多”。一个月1700瑞郎的退休金基本够花,“钱很重要,但不如人际及社会关系重要,”他说。Niggi又回到了街上,不过这次是为了帮助无家可归者摆脱孤单,他的项目被命名为“福利城市游”(德),带领游人在几个小时内了解当地流浪汉的日常生活。
客人们可以看到为穷人提供的“午餐桌”,紧急避难所,或者为有毒瘾的人准备的各类设施。这些地方都是普通公民尽量避免看到、接触到的,“这并非是去参观动物园,但它提供了消除偏见的可能,”Niggi确信。
只有一个地方,在他的导游路线里再也见不到了:干草车,那是他在铁道桥下睡了多日的地方。车,失踪了,取而代之的,是电车轨道。真遗憾,他微微叹气:“那里还是留有我那个时候的美好回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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