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失聪人士协会借成立75周年之际乐观追忆逆境
瑞士曾以公共健康为名施压失聪人士，要求该群体不要结婚、不要生育。直至20世纪70年代时，如果失聪人士在学校使用手语，还仍然会遭到体罚。过去75年间取得的进步不仅让人惊叹，也让人感到不安。而新冠疫情危机表明，该群体面临的许多挑战还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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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失聪人士协会会长Tatjana Binggeli博士对瑞士资讯表示：“我们完全被遗忘了。在新冠疫情最严重的那段时间，失聪人士几乎无法获得性命攸关的信息。所有人都很担心。”
不过，在深入讨论当下问题前，我们有必要先回顾1946年2月17日发生的事。当时，来自瑞士德语区的8个失聪人士社团受够了听力障碍者被当作二等公民对待的现实，决定联合起来为该群体发声。同年，另外8个社团加入了他们的阵营，其中包括两个分别来自瑞士法语区和意大利语区提契诺州的社团。
在手语翻译的帮助下，Binggeli在位于苏黎世的失聪人士协会总部解释道：“存在听力障碍的人因其听力缺陷，往往会在社会中遭到严重歧视。此外，他们无法表达自己的想法，只能任由听力完好的监护人摆布。”
对瑞士的失聪人士来说，当时的情况令人十分沮丧。他们被认为缺乏道德能力–尤其是失聪的女性，人们普遍担心她们性欲过强，一不小心就会怀孕。据失聪人士协会为纪念其成立75周年所出版的书中记载的情况，彼时，人们指责失聪者固执、性情暴躁、经常在工作上与人发生冲突。
失聪人士以及存在听障的人士具体人数缺乏官方数据，但据瑞士失聪人士协会估计，在瑞士860万的人口中约有1万人完全丧失听力，另有80万人属于听障人士。
Tatjana Binggeli认为，不清楚有多少失聪人士生活在瑞士，是因为联邦数据统计局没有对此进行过统计–“这一事实本身就进一步表明了瑞士对少数群体的漠视与无知”。
全球范围内，约有9%的失聪人士为儿童，其中90%的失聪儿童父母的听力完好。
来源：瑞士失聪人士协会
福利组织对失聪人士采取了完全家长式的态度。他们为失聪人士提供就业帮助，也帮他们解决日常生活中的争执，但福利组织从不让失聪人士享有太多的独立性。他们有时被交到监护人手中，并需在征得监护人同意后才能更换工作或者结婚。
Binggeli表示：“失聪人士被完全排除在教育项目之外。从小学就开始了，没人教他们使用手语，而这种情况往往持续他们的一生。直到今天，我们还依然面对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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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听失聪儿童的心声
Binggeli是个不同寻常的特例。她生来就失去了听力，在辗转多所聋人学校后，她在自己17岁那年进入了伯尔尼市的一所高中，与听力完好的学生一起上学。然而，校长不相信一名残疾人–那位校长这样看待失聪人士–能在一所主流学校学习。Binggeli在被退学后转到了另一所高中。她通过了考试，随后又取得了医学和生物医学的学位，并在多家医院供职。后来，她以优异的成绩(以优等成绩毕业)成为了瑞士第一位取得医学博士学位的失聪者。
手语禁令
在私人倡议下，瑞士的第一所失聪人士学校于19世纪成立。该学校致力于为失聪群体提供教育、宗教培养和职业培训。
1880年时，失聪人士的教育境况急转直下。在米兰的一场大会上，来自欧洲各地的教育专家和医生们–几乎没人存在听力障碍–讨论应该如何教育失聪者。他们决定禁止在课堂上使用手语，失聪人士必须学会读唇语和讲话(译者注：oralism，即口授法，指通过唇语与模仿口型学会说话)。手语因此在瑞士课堂上被禁止使用，触犯禁令的人将受到体罚，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
美国政府
不过，事情逐渐出现转机。1960年，一名在德国威斯巴登参加世界第三届失聪人士大会的瑞士代表认为，瑞士的失聪人士太过于依赖其“听力助手”。同年，一家瑞士的失聪者简报报道：“在德国及意大利的许多艰难游说，皆由失聪人士自己完成”。
虽然瑞士的许多失聪人士对于自己无需手语就能表达想法感到自豪，但上世纪70年代时，手语被越来越多地被用于国际会议，而一些瑞士代表却无法理解大会讨论的内容。
当时，失聪人士运动的中心是位于美国华盛顿的加劳德特学院(Gallaudet College，现为大学)。这所成立于1864年的学院是世界上第一所、也是唯一一所为失聪者以及听障人士提供高等教育的机构。
曾造访加劳德特大学的Binggeli回忆道： “几名瑞士失聪者曾于70年代和80年代时在加劳德特大学度过了一段时光，并在一个对失聪人士来说一切皆有可能的社会中体验了使用手语的自由。在那里所见的一切，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当他们回到瑞士时，他们努力尝试在这里实现同样的目标，其中就包括提高社会对手语的接受度。”
成就
从那时起，失聪人士协会取得了若干项重要成就，其中包括由失聪者为同类群体制定教育方案、研讨会以及课程。该协会也逐渐变得更专业、且更具权威性，他们为了能让法律认可手语、也为了全瑞士1万名失聪人士与80万听障人士的权益辛苦游说。
那么政府又发挥了哪些作用呢？据Binggeli所说，“很遗憾没发挥什么重要作用”。据她介绍，《残疾人平等法》于2004年生效，但该法部分表述含糊，而且市、州以及联邦政府间总要“没完没了地讨论”由谁来承担费用。
她表示：“瑞士仍是一个社会氛围十分保守的国家–与其他思想更进步的国家相比，瑞士的情况并不是很好。”
虽然像Alertswiss这样的程序软件，能在出现全国警报以及紧急事态时向失聪人士传达广播上播放的信息，但新冠疫情却突出了该方法的局限性–更不用说在戴着口罩的情况下，阅读唇语根本是个不可能完成的ren’wu。
“对失聪人士来说，获取重要信息是很困难的，新冠疫情就是个很好的例子。我们完全被遗忘了，” Binggeli说道：“我们联系了政府，要求为公共信息渠道配备手语翻译。很快的，翻译就出现在电视里播放的所有政府新闻发布会上。”
失聪人士从未获选进入瑞士联邦议会，这与其他国家截然不同，例如上个月，Shirley Pinto就当选为以色列议员。Binggeli提到自己20岁时就想参政，但不被允许这么做。
“失聪人士依然不能参政，原因是还存在许多门槛。比如，我们无法理解议会的政治讨论内容。虽然政治意识有所提升，政党代表团会议可能会配备手语翻译，但这只是例外。(手语)翻译本应是会议的常规配备，人们没必要问‘有失聪者参加会议吗？我们需要提供翻译吗？’(手语)翻译本就应该是会议的一部分。”
有生之年，我们是否有机会能看到一位失聪的瑞士部长呢？“我希望能看到。作为失聪人士参政始终是我的梦想，但目前这不可能。不过，我现在的奋斗，就是为了让这个梦想有朝一日能成为现实，这也是为了下一代的奋斗。”
(译自英文：王伯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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