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露宿街头

Klaus Petrus

新冠病毒的影响遍及企业、学校、各行各业以至我们所有人。那些处于社会边缘的人群情况如何呢？这个病毒也将边缘化人群的生活彻底颠覆。

仅伯尔尼市据说就有400人，没人准确知道全瑞士总共有多少这样的人。居无定所者、瘾君子、性工作者均被殃及，他们说，病毒带来的影响要小于联邦政府目前采取的措施的影响。有些人虽然希望但也无法留在家里，因为他们没有家。

C，46岁，有两个孩子，无业，无家可归

“我过着自己的生活，时好时坏。这些该死的毒品、酒精、皮肉场所把人的精力消耗殆尽。是的，我还活着，还存在于世。我对自己有信心，也坚信世间一切都有更深的含义。到最后可能会明白，随遇而安是最好的。” Klaus Petrus

L，35岁，有一个孩子，无业，无家可归

“我在这里乞讨，平均每天需要25瑞郎生活，人们有时会给我食物，塞给我一罐啤酒、几支烟。有时候，我希望出现一个奇迹，至少一个小小的奇迹。当然奇迹第二天也会消失的。今晚我会睡在外面，具体在哪里，我还不知道。” Klaus Petrus

P，49岁，有三个孩子，性工作者

“我通常每晚有五到六个客人，现在可能有两个。当然，价格已变得很低廉。我知道一些女孩为30瑞郎(全部包含)的价格工作。情形很糟糕。幸运的是，我有老顾客，他们现在仍然会来，不管是否有新冠病毒这回事。” Klaus Petrus

N，36岁，无业，无家可归

“爱、亲情、温情，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我的父母是瘾君子，他们另有烦恼，从来没时间陪我。我14岁时第一次吸毒，但二十多岁时才真正陷入其中。当然，作为一个混迹街头的女人特别难，你自己必须始终小心。我永远不会去卖淫，这不仅是卫生和健康问题，还是尊严问题。我情愿在街上乞讨，很多人都很友好。现在，由于新冠病毒，这变得困难了，人们都待在家里，我总是缺钱。几天前我不得不把狗送走，那很糟糕。但是在街头的生活对它来说就更糟。我实际上是有信心的：我只有三十多岁，我还有未来，不是吗？” Klaus Petrus

D，34岁，无业，无家可归

“是的，乞讨时，我跪在人们面前。我知道这是一个极其卑微的姿势，但是我不觉得这有什么不体面的。我不强迫任何人，我不伤害任何人，我不犯法。我只是乞讨，仅此而已。好的时候，我能要到100到120瑞郎，自新冠疫情传播以来我大概每天只有40瑞郎。” Klaus Petrus

L，53岁，有一个孩子，无业，无家可归

“以前，我有过很多计划。真的非常多。我跟自己说：只要我戒了，我就会去做这做那。相信我，我以前真的是这么想的。如今我已经很现实了。我上了年纪，是个瘾君子，没有工作，露宿街头，所以我们也不用再说了：我的生活已经到头了。好吧，也许还会有转机，我真的能再重新来过，那时我们再继续谈吧，但不是现在。” Klaus Petrus

在外面，可能意味着：在一所公园的椅子和长凳之间、在一个车库前面、在一处楼梯上、在矮树丛里、在一座桥下。在一座桥墩下面，38岁的T(上瘾二十年)，今晚还是会裹在一块羊毛毯里过夜。 Klaus Petrus

D，38岁，上瘾20年，无业，无家可归

“我尽量以积极的态度思考问题。例如，这个冬天很暖和。试想一下吧，要是那种一连几天的寒冷夜晚呢，下着雨，甚至下着雪。无论如何，还能过。我在外面睡不好觉，但是去紧急过夜收留所一晚需要有五瑞郎。偶尔我有这个钱，但很多时候我没有。现在外面几乎没什么人了，那就更难了。但是我度过的每一天都是赚到的一天。我是这样看待的。” Klaus Petrus

T，38岁，无业，无家可归

“现在街道更空了，我们这些人随处可见。人们已经在冲我们指指点点：看看，那些人！以前人们几乎对我们视而不见。是的，我们一直还在这里。忍耐新冠疫情危机？对我们而言，一直都在忍受，现在是，以前是，始终都是。” Klaus Petrus

为了遵守联邦发布的保持距离规定，瑞士各个城市的紧急过夜场所必须尽量减少床位。现在四人房仅允许一人睡觉，六人房仅允许睡两个人。与之相应地，不少无家可归者会被拒之门外，这些机构也很为难。援助来自多个方面。比如，在不同的城市，基金会和教堂协会就出资租用酒店房间、放置集装箱和征用建筑物，以便提供更多的床位。

广泛团结

食物供应也受到联邦政府颁布的新冠疫情法规的限制。例如，在瑞士每周使2万人受益的慈善机构“小饭桌”(Tischlein deck dich)的活动只得部分中断，因为无法维持领取食物时的安全距离，而且许多志愿者因其年龄而属于危险人群，不能再来。

实际上，迄今为止还没有关于瑞士无家可归者的统计数字。唯一可用的资料(德)外部链接出自巴塞尔市。瑞士西北社会工作高校的科学工作者、参与了巴塞尔研究的Esther Mühlethaler证实了这一点。她的团队目前正在筹备首次全国性无家可归者的人数调查，该调查将于2021年进行并会公布相关数据。

民间救助组织努力填补这些空白，他们将食物存放在公共冰箱中或在公共场所分发食物。提供这类简单而直接的帮助，需要资金。3月底，伯尔尼天主教区发起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行动：在很短的时间内，决定提供总计100万瑞郎的紧急援助。这笔资金的大部分提供给为贫困人口和其他社会边缘人群服务的社会机构。

在瑞士的大多数城市中，都设置了捐赠围栏，人们可以在上面挂上和取用装有食物、衣服、和卫生用品的袋子。 Klaus Petrus

随着供应的减少，那些无家可归者的生活规律被破坏了。社会交往变少，仅限于街巷里鱼龙混杂的非法勾当。聚集点、咨询联络点和街头救助工作受到很大限制。许多无家可归的人属于危险人群，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年龄大，而是因为他们的健康状况不佳。成瘾协助基金会“CONTACT”的负责人Rahel Gall Azmat认为，市面上流通的毒品会变少：“如果毒品短缺，往往会有人往里面掺杂其他物质，这可能造成致命的后果，最坏的情况是，因过量吸食而导致死亡。”

Klaus Petrus(德)外部链接是自由摄影记者兼报道者。他对社会冲突、战争、移民和社会排斥现象感兴趣，并为如瑞士、中东、巴尔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国内和国际报纸和杂志从事报道工作。电影制片人Konstantin Flemig在其《地狱里的日常生活》(外部链接Alltag in der Hölle外部链接，德)外部链接一书中对他在危机地区的工作进行了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