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語言障礙人士協會藉成立75週年之際樂觀追憶逆境
瑞士曾以公共健康為名施壓語言障礙人士，要求該群體不要結婚、不要生育。直至20世紀70年代時，如果語言障礙人士在學校使用手語，還仍然會遭到體罰。過去75年間取得的進步不僅讓人驚嘆，也讓人感到不安。而新冠疫情危機表明，該群體面臨的許多挑戰還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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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語言障礙人士協會會長Tatjana Binggeli博士對瑞士資訊表示：“我們完全被遺忘了。在新冠疫情最嚴重的那段時間，語言障礙人士幾乎無法獲得性命攸關的資訊，所有人都很擔心。”
不過，在深入討論當下問題前，我們有必要先回顧1946年2月17日發生的事。當時，來自瑞士德語區的8個聾啞人士社團受夠了聽力障礙者被當作二等公民對待的現實，決定聯合起來為該群體發聲。同年，另外8個社團加入了他們的陣營，其中包括兩個分別來自瑞士法語區和意大利語區提契諾州的社團。
在手語翻譯的幫助下，Binggeli在位於蘇黎世的語言障礙人士協會總部解釋道：“存在聽力障礙的人因其聽力缺陷，往往會在社會中遭到嚴重歧視。此外，他們無法表達自己的想法，只能任由聽力完好的監護人擺佈。”
對瑞士的語言障礙人士來說，當時的情況令人十分沮喪。他們被認為缺乏道德能力–尤其是聽障的女性，人們普遍擔心她們性慾過強，一不小心就會懷孕。據語言障礙人士協會為紀念其成立75週年所出版的書中記載的情況，彼時，人們指責聽障者固執、性情暴躁、經常在工作上與人發生衝突。
聾啞人士以及存在聽障的人士具體人數缺乏官方數據，但據瑞士語言障礙人士協會估計，在瑞士860萬的人口中約有1萬人完全喪失聽力，另有80萬人屬於聽障人士。
Tatjana Binggeli認為，不清楚有多少語言障礙人士生活在瑞士，是因為聯邦數據統計局沒有對此進行過統計–“這一事實本身就進一步表明了瑞士對少數群體的漠視與無知”。
全球約有9%的語言障礙人士為兒童，其中90%的聽障兒童父母的聽力完好。
來源：瑞士語言障礙人士協會
福利組織對語言障礙人士採取了完全家長式的態度。他們為其提供就業幫助，也幫他們解決日常生活中的爭執，但福利組織從不讓其享有太多的獨立性。他們有時被交到監護人手中，並需在徵得監護人同意後才能更換工作或者結婚。
Binggeli表示：“語言障礙人士被完全排除在教育項目之外。從小學就開始了，沒人教他們使用手語，而這種情況往往持續他們的一生。直到今天，我們還依然面對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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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nggeli是個不同尋常的特例。她生來就失去了聽力，在輾轉多所聾人學校後，她在17歲那年進入了伯恩市的一所高中，與聽力完好的學生一起上學。然而，校長不相信一名身障者–那位校長這樣看待聾啞人士–能在一所主流學校學習。 Binggeli在被退學後轉到了另一所高中。她通過了考試，隨後又取得了醫學和生物醫學的學位，並在多家醫院任職。後來，她以優異的成績(以優等成績畢業)成為了瑞士第一位取得醫學博士學位的聽障者。
手語禁令
在私人倡議下，瑞士的第一所聾啞人士學校於19世紀成立。該學校致力於為聽障群體提供教育、宗教培養和職業培訓。
1880年時，聾啞人士的教育境況急轉直下。在米蘭的一場大會上，來自歐洲各地的教育專家和醫生們–幾乎沒人存在聽力障礙–討論應該如何教育聽障者。他們決定禁止在課堂上使用手語，聾啞人士必須學會讀唇語和講話(譯者註：oralism，即口授法，指通過唇語與模仿口型學會說話)。手語因此在瑞士課堂上被禁止使用，觸犯禁令的人將受到體罰，這一情況一直持續到20世紀70年代。
美國政府
不過，事情逐漸出現轉機。 1960年，一名在德國威斯巴登參加世界第三屆語言障礙人士大會的瑞士代表認為，瑞士的語言障礙人士太過於依賴其“聽力助手”。同年，一家瑞士的聽障者簡報報導：“在德國及意大利的許多艱難遊說，皆由聾啞人士自己完成”。
雖然瑞士的許多聾啞人士對於自己無需手語就能表達想法感到自豪，但上世紀70年代時，越來越多的國際會議使用手語，而一些瑞士代表卻無法理解大會討論的內容。
當時，聾啞人士運動的中心是位於美國華盛頓的加勞德特學院(Gallaudet College，現為大學)。這所成立於1864年的學院是世界上第一所、也是唯一一所為聽障者以及聽障人士提供高等教育的機構。
曾造訪加勞德特大學的Binggeli回憶道： “幾名瑞士聽障者曾於70年代和80年代時在加勞德特大學度過了一段時光，並在一個對聾啞人士來說一切皆有可能的社會中體驗了使用手語的自由。在那裡所見的一切，給他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於是當他們回到瑞士時，他們努力嘗試在這裡實現同樣的目標，其中就包括提高社會對手語的接受度。”
成就
從那時起，語言障礙人士協會取得了若干項重要成就，其中包括由聽障者為同類群體制定教育方案、研討會以及課程。該協會也逐漸變得更專業、且更具權威性，他們為了能讓法律認可手語、也為了全瑞士1萬名語言障礙人士與80萬聽障人士的權益辛苦遊說。
那麼政府又發揮了哪些作用呢？據Binggeli所說，“很遺憾沒發揮什麼重要作用”。據她介紹，《身障者平等法》於2004年生效，但該法部分錶述含糊，而且市、州以及聯邦政府間總要“沒完沒了地討論”由誰來承擔費用。
她表示：“瑞士仍是一個社會氛圍十分保守的國家–與其他思想更進步的國家相比，瑞士的情況並不是很好。”
雖然像Alertswiss這樣的程序軟體，能在出現全國警報以及緊急事態時向聾啞人士傳達廣播上播放的資訊，但新冠疫情卻突出了該方法的侷限性–更不用說在戴著口罩的情況下，閱讀唇語根本是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對聾啞人士來說，獲取重要資訊是很困難的，新冠疫情就是個很好的例子。我們完全被遺忘了，” Binggeli說道：“我們聯繫了政府，要求為公共資訊管道配備手語翻譯。很快的，翻譯就出現在電視裡播放的所有政府記者會上。”
聾啞人士從未獲選進入瑞士聯邦議會，這與其他國家截然不同，例如上個月，Shirley Pinto就當選為以色列議員。 Binggeli提到自己20歲時就想參政，但不被允許這麼做。
“聾啞人士依然不能參政，原因是還存在許多門檻。比如，我們無法理解議會的政治討論內容。雖然政治意識有所提升，政黨代表團會議可能會配備手語翻譯，但這只是例外。(手語)翻譯本應是會議的常規配備，人們沒必要問‘有聽障者參加會議嗎？我們需要提供翻譯嗎？’(手語)翻譯本就應該是會議的一部分。”
有生之年，我們是否有機會能看到一位聽障的瑞士部長呢？ “我希望能看到。作為聾啞人士參政始終是我的夢想，但目前這不可能。不過，我現在的奮鬥，就是為了讓這個夢想有朝一日能成為現實，這也是為了下一代的奮鬥。”
(譯自英文：王伯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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