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瑞士人希望當媽媽的“留在家裡”?
有讀者問,據說瑞士女性一旦有了孩子就傾向於成為“全職媽媽”,這是真的嗎?雖然數據清楚表明情況已經不再如此,但女性確實承擔了大部分照顧孩子的責任和家務,也更可能在孩子出生之後放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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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三十年間發生了眾多變化。根據瑞士聯邦統計局數據,1991年時,約有40%的母親(法)沒有有報酬的工作。而今天,僅有一小部分有孩子的女性-大約五分之一-留在家裡。
統計局數據也顯示大多數女性,尤其是接受過高中以上教育的女性,在分娩後一年內就會回到工作崗位。
事實上,如今有孩子的瑞士夫婦最常見的安排(多語)外部链接,與幾十年前盛行的父親上班、母親待在家裡的傳統家庭模式驚人地相似。儘管父親不再是家裡唯一的經濟支柱,但他仍傾向於保留一份全職工作,而母親則做兼職。相比之下,很少有父親(11%)從事兼職工作,而在大多數沒有孩子的家庭裡,雙方都有全職工作。
換而言之,數據揭示了一副矛盾的圖景:這是一個由職業女性組成進步的社會,只是她們也恰好是全職媽媽,因此承擔了主要的家務和照顧孩子的責任(多語)外部链接。一位記者在採訪瑞士家庭生活綜合研究項目(英、法)外部链接首席研究員時不得不問道(法)外部链接:“這看起來像是20世紀50年代的場景,瑞士母親還是站在爐子後面的角色嗎?”對此,克萊門泰·羅西(Clémentine Rossier)的回答是:“不論如何,她遠沒有我們想像的那麼自由。
兼職工作者,兼職居家媽媽
不論對於瑞士人還是外國人來說,瑞士對傳統家庭習俗的堅守仍然是一個難以克服的障礙。聯邦統計局數據顯示表明,超過三分之一的男性和大約四分之一的女性認為,當母親外出工作時,孩子會受到不利影響(多語)外部链接。
這種想法可能會讓外籍人士感到震驚,近些年的調查結果顯示,他們一直認為瑞士人在工作與生活平衡方面做得很差(多語)。一位住在蘇黎世的父親(英)寫道:“大多數人聽到我待在家裡都很驚訝,而當他們發現我妻子全職工作時更是驚訝。”
在瑞士,母親和父親繼續遵循傳統性別角色的原因可以歸結於該國歷史上採取的自由主義、不干涉主義的家庭政策,即國家嚴格把照顧孩子的工作留給私人來做。
提契諾州統計局的佛朗切斯科·朱迪奇(Francesco Giudici)指出,“當年所謂’男性養家糊口模式’撐起了家庭、工作、生活結構的社會和經濟基礎,而在當前的社會中仍然有著強烈的影響力;與此同時,大家也會有這樣的理念,即如果想要孩子的話,這是私人的事情。”
朱迪奇也補充說,這種思維方式的影響可以在更廣泛的工作場所和社會場景中感受到。例如,他在一份針對職場母親的2017年情況分析報告(法)外部链接中指出,現行法律(多語)規定母親產假為14週,但父親只有一天,這一事實幾乎從一開始就鼓勵了夫妻之間不平等的育兒任務分配。
儘管議會在去年9月批准了為期兩週的法定陪產假(多語),但朱迪奇認為,就算隨著進展變化,也不會對男女雙方如何分擔工作和家庭責任產生太大影響。
他認為:“就算引入了平等產假,仍有其它因素可能繼續支持父母雙親之間分工的傳統規範和做法延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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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议会投票赞成两周陪产假
朱迪奇指出,這些因素中的一項就是對已婚夫婦徵收累進稅。產生的結果就是不鼓勵夫妻雙方都從事全職工作,因為更高的總收入意味著要繳納更多的稅。
由於女性的收入通常低於男性(英、日),因此她們通常會減少工作時間或完全停止工作。
注定的事實
最新一次瑞士家庭調查(多語)顯示,大約70%的年輕女性擔心生孩子會給她們的職業前景帶來負面影響。研究員克萊門泰·羅西認為,女性對工作及家庭生活平衡的期望受到了該系統的影響。
這位日內瓦大學的教授告訴《瑞士資訊》,(女性)會選擇“偏女性”的職業和低薪的職業發展路徑,因為從事這些職業更容易在(有了孩子之後)回歸職場。然後,當出現誰應該花時間陪孩子的問題時,總是她,因為她賺錢的能力較低,而且她做好了這樣的思想準備。 ”
自由主義家庭政策的另一個結果是缺少托兒機構(英),而此類機構建設起來相當昂貴(英、阿)。
羅西教授認為:“很大一部分人仍然反對把幼兒交給家庭以外的人照顧。”不過這位人口學的教授也表示,一旦外部托兒服務穩定而且質量很高,人們的態度往往會變得積極起來,在城市和瑞士的法語區尤其如此。
瑞士三歲以下的兒童中有30%(多語)外部链接被送去了各類托兒機構。這一比例略低於歐盟34%的平均水平,但遠低於丹麥(70%)和瑞典(57%)等國家。許多有13歲以下孩子的家庭(42%)依靠像祖父母這些家庭成員(多語)外部链接來照顧孩子。
家庭中孩子的年齡對母親是否參加工作也有顯著影響。學齡前兒童的母親在職業活動方面略顯遜色:孩子不滿四歲的母親中約有四分之三的人有工作,而孩子已經十來歲的母親中則有85%的人有工作。有年幼孩子的母親也比孩子年紀更大一些的母親工作的時間更少(通常少於每周全職工作時間的一半(多語)外部链接)。
朱迪奇的研究表明,女性生的孩子越多,她被雇傭的可能性就越小。兒童保育費用可能是一個因素,每多生育一個孩子,該項費用都會增加。
朱迪奇也說,即使孩子長大了,有工作的父母仍然要想辦法照顧自己的孩子,因為放學的時候家長還沒有下班,而且許多社區不提供校餐。
難以捉摸的平衡
考慮到這些社會和政策結構,羅西和朱迪奇都承認,在職場責任和家庭責任之間為父母雙方都找到一個公允的平衡點成為極其困難的事情也就不足為奇了。
羅西說,想在瑞士兼顧工作和家庭生活在實踐中是非常困難的,只有那些因為家庭收入低而不得不全職工作的女性才會去做全職工作。例如,單身母親的勞動參與率比有同居伴侶的母親高,而且她們也不太可能從事兼職工作(見上圖)。
與朱迪奇不同,羅西的觀點對未來的陪產假抱有一絲希望。萬事開頭難,長遠來看,最初的一段時間非常重要,更寬裕的假期將為父母雙方提供時間來熟悉他們的新生兒,並“平等地分擔新任務”。
“不然的話,對父親來說依然無法熟悉與寶寶相處,而母親則會對此過度專心。”羅西認為。
她進一步指出,這種模式甚至會延續到孩子長大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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