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使用智能手机，是一种生活选择，更是一种政治表达
在人人低头刷屏的时代，“不上网”成了一种反叛。离开手机，他们并没有“脱轨”，反而找回了自由与专注。距离第一部 iPhone 的问世已近20年，我们与一位退休行政人员、一位记者和一位哲学家进行了对话，聊聊他们为什么至今坚持不用智能手机，听听他们如何解释这个看似“逆流而行”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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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通讯：瑞士媒体里的中国
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外形方正的手机风靡全球时，比特·哈斯勒选择不买手机。
当时40多岁的哈斯勒是伯尔尼州朗根塔尔当地足球俱乐部的青训总监。他说：“那可是个大项目，整整有300个孩子！孩子们的家长总想找我聊点什么。如果我那时买了手机，恐怕就要随时待命、永无宁日了。于是我干脆就不买。”
三十年来，诺基亚3210s淡出人们的视野，iPhone手机成为主流，但哈斯勒始终不为所动。无论是在银行、行政部门的工作，还是面对亲友的“劝入手”，他始终坚持信念原则：自主掌控生活，拒绝“时刻在线”的荒唐要求。
到了2025年，像哈斯勒这样的人已经成为“稀有物种”：他们坚持尽可能“离线”，甚至根本不愿意把网络世界揣进口袋。对于这群人而言，二维码和App永远比不上一次真正的面对面交谈。
工作压力增大，“胡说八道”充斥网络
哈斯勒的立场并不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例如，在瑞士关于“离线生活权”的广泛讨论中，他并不一定会说“离线生活必须受到保护”，因为这听起来更像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
就个人生活而言，过去30年，他几乎没遇到什么麻烦。唯一让他稍感不便的，是为了避免使用网上银行，他最近决定转而使用一家服务更贴心、仍保留柜台业务的小型地方银行。但总体而言，他“这几十年一直过的都还挺好。”
不过，现年70岁的哈斯勒已经退休，他确实担心数字化的某些方面会对社会产生影响。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工作压力增大。他认为，由于只需点击一下鼠标就能收到电子邮件，因此人们面临着不断提高工作效率的压力。
哈斯勒还担心人们花在社交媒体上的时间越来越多。“网上有太多胡说八道的内容，”他说，“人们的自我约束能力也大不如前了。以前你要批评、冒犯一个人，还得当面说出口；现在动动手指就能发出去，说话也越来越肆无忌惮。”至于新闻和时事，他还是更信任手边的两份纸质日报。
与此同时，哈斯勒认为，如今许多年轻人-尤其是他常照看的三个孙子孙女-一边刷手机，一边在不知不觉中，被卷入一个“虚拟的平行世界”。
让他最担心的，是网络世界里充斥着不实信息、幻想、甚至深度伪造的内容，这些东西虽然不真实，但一旦长期接触，反而容易被当作现实接受。他认为，应该设立明确的规则来保护儿童。“比如，在校园内全面禁用智能手机，或者规定16岁以下青少年禁止持有手机。”
并非只有科技恐惧症患者才不使用智能手机
在这方面，哈斯勒并不孤单：去年的一项调查显示，82%的瑞士人支持在学校禁用智能手机。瑞士政府随后表示，对16岁以下青少年禁用社交媒体的建议持开放态度；澳大利亚早在去年就已率先实行这一措施。
总的来说，虽然哈斯勒觉得，在这个“万物互联、全民上网”的时代，自己的观点显得格格不入，但事实上，他可能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样边缘化。
尤其是在儿童这个话题上，全球都在热议：智能手机对心理健康究竟有多大影响？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的《焦虑的一代》(The Anxious Generation)一书曾在2024年一度登顶美国畅销书榜，尽管该书的研究方法受到质疑。世界卫生组织(WHO)也对此议题忧心忡忡。
当然，受影响的远不止儿童。社交媒体和人工智能助长虚假信息、催生民粹主义，这已成为全球各民主国家普遍关注的问题。如今，“减少屏幕时间”已经成了新潮流。甚至连曾带有贬义的“卢德分子”(Luddite)-这个名词原本用来形容工业革命时期砸纺织厂机器的工人，现在也被“回收再利用”，成了那些希望减缓数字化洪流、尤其反对AI冲击就业岗位的人的自称。
在本文撰写过程中，哈斯勒从“完全断联”转为“有限连接”，因为他的孩子们给了他一份意想不到的礼物：一部简易的诺基亚手机，专门用于紧急情况联络。
不过，他依然是个“异类”。在2025年，没有手机并不稀奇，没有智能手机才是稀奇。
即便是像哈斯勒这样上了年纪的一代人，也早已加入“智能阵营”：2020年，Pro Senectute集团组织的调查显示，瑞士65岁以上老人中有69%已拥有智能手机。2023年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在所有年龄层中，移动设备的使用已是家常便饭、无处不在。
连接自然世界
然而，据瑞士法语广播电视RTS去年报道，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试图摆脱时刻在线的束缚，老式“哑巴手机”(如哈斯勒现在使用的这种手机)的销售持续走俏。
瑞士左翼刊物《周报》(Wochenzeitung)的记者贝蒂娜·迪特里希(Bettina Dyttrich)就是这样一个人。
45岁的迪特里希说，自己从小就不喜欢打电话。后来她逐渐意识到，不被随时随地联系上，对自己来说很重要。而在几年前，她终于向朋友“妥协”，买了一部最基础的、没有联网功能的手机。
不过，她绝对不考虑智能手机。在迪特里希看来，人类从电脑到手机的过渡，比网络本身的诞生更像是一道巨大的分水岭。而她选择不踏入这道分界线的另一边。
“对我来说，上网就是坐下来，打开电脑。这样我可以接受。”她说，“但如果连坐公交、躺床上、走到哪都在上网，那我真的是受不了。”
迪特里希说，作为一个“神经敏感”的人，不断涌入的信息会让她不知所措。为了保持内心平衡、专注创作(她主要写关于生态问题的深度文章)，她必须能够集中精力，还需要与自然保持真实连接。
“我需要水，需要树，需要山，也需要动物和人。我真的不理解，有些人居然能靠网上图片就觉得满足。我必须亲身在场，感受到我就在这个地方，身边河流的源头就在那儿。我们如何与空间和地点互动，以及它们如何影响我们，这些东西是我生活和写作的核心。”
哈斯勒“抗拒技术”的本能影响到他对科技和社会的看法，与哈斯勒一样，迪特里希的感受不仅仅是个人情绪，更是对当今社会的一种回应。
首先，她最担心的一点，是人们越来越疏远自然带来的后果。生物多样性正在日渐减少，但与此同时，许多人甚至不知道某些物种的存在。她说：“你不会怀念一只你从未听说过的鸟。”
在看似无边无际的数字世界里，人们很容易忘记，自然所能承受的极限虽然被人类“逐渐抬高，但它始终存在”。在时刻鼓励消费(包括网络消费)的经济体系中，她担心人们越来越看不到这些隐藏的“红线”。
缺乏广泛讨论？
因此，虽然她意识到个人选择不使用智能手机并不能改变什么，但迪特里希说她的动机很明确：“这背后是一种政治立场。”
不过，她希望当前社会对这一问题展开广泛讨论。在她看来，学校里的讨论是一回事-她和哈斯勒一样，都支持在课堂上设定明确的“模拟时段”，回归非数字化的互动体验。
但她认为，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人们往往不敢谈论这个问题，因为他们担心会打破消费习惯，被贴上“逆潮流”的标签，更怕直面自己对数字世界的依赖成瘾。迪特里希说：“我知道自己挺幸运的，不容易被这种思想束缚。我经常听到有人说，他们盯着屏幕的时间太长。但与此同时，他们又觉得，好像‘不上线’就是不正常。”
她还指出，部分左翼对数字化的批评往往显得太过单薄。“很多时候，我们听到的论调是：技术本身没错，错的是谁在掌控它，”她说，“但这种说法太过简单。技术本身就会引发政治问题，我们应该深入讨论：哪些是我们愿意接纳的部分，哪些则应该摒弃。”
当然，批评科技并非像迪特里希这样的左翼群体的专利，例如，一些自由主义者就担心电子支付会导致现金的彻底消失。右翼的瑞士人民党(Swiss People’s Party)虽然整体上反对数字领域的监管，但出于安全原因坚决反对电子投票；瑞士人民党的青年组织也明确反对瑞士推出新的电子身份证。
数字技术不是问题，掌控技术的机构才是
马尔切洛·维塔利-罗萨蒂(Marcello Vitali-Rosati)说：“问题不在于技术。”这位蒙特利尔大学的哲学家本身也是一位技术高手，亲手从零组装了一台电脑，使用的是独立硬件和操作系统软件。
维塔利-罗萨蒂说：“真正的问题在于，技术越来越掌握在私营公司手中。”而国家作为“客户”，越来越依赖这些技术。
正因为如此，他选择不使用智能手机。
对维塔利-罗萨蒂来说，这种状况正在逐渐侵蚀民主的根基。比如，要使用某些公共服务时，却必须使用私人软件，比如下载一个只能在科技巨头系统上运行的应用程序，这在他看来，就像是“在麦当劳里召开公共会议”。
“民主的本质，是由人民来做主。人们应该是他们使用的技术的拥有者和决定者。这不仅仅是一个象征性的问题，更是一个关于‘谁拥有话语权’的问题。”
注销账号，还是重新学习？
关于如何构建一个更加民主的数字未来，人们的点子从不缺：比如，建立全民共享的社交媒体平台，或是让用户有对自己数据的控制权。但哲学家维塔利-罗萨蒂指出，真正可落地的方案却寥寥无几，因为“现有的民主机构对此思考不够”。他补充道，各国政府以“反正人人都有手机”为借口，依赖大科技公司现有的基础设施。
在他看来，应对措施应包括两个方面。而且，绝不是“人人都把智能手机扔掉”这么极端。
首先，国家应该大力推动“数字素养”教育，让公众真正理解自己在网络世界里的权利，知道哪些该做、哪些可以不做。其次，正如他在新书中所强调的，我们需要摒弃“效率越高自然就越好”的想法。数字化并不是越快越好，有时“卡一下”，“慢一点”，反而也有好处。
对维塔利-罗萨蒂来说，不用智能手机就是一个有益的缺陷。他表示，因此而出现的一些日常小麻烦-例如，在不使用WhatsApp的情况下与远在意大利的母亲联系。但这恰恰能引发思考、带来启发。
罗萨蒂说：“这迫使你停下来思考：分析当时的场景，了解背后的利弊，并找到另一种做事方式。为此，你必须更深入地理解技术本身。这个过程能提高数字素养；这对我来说很有意义。”
在中国，一项针对457名在校大学生的调查显示，受访者在“手机成瘾指数量表”(MPAI)上的平均得分为51.51(满分83)，表明手机依赖程度较高。其中，排名前三的行为包括：在情绪低落时使用手机改善心情、担心没有手机会导致与朋友失去联系，以及使用手机的时间超出预期。此外过度使用手机已被证明与睡眠质量下降和饮食行为不良有关。研究表明，大学生手机使用程度越高，主观睡眠质量越差，且屏幕浏览行为与进食量增加和体重增加相关。
一项针对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调查发现，受访学生的手机拥有率为79.52%，其中小学生为46.90%，初中生高达92.66%。调查还显示，初中生在放假期间每天使用手机2至4小时的比例最高，反映出该群体对手机的高度依赖。
另外一项调查显示，89.2%的成年人受访者表示自己经常不由自主地查看手机，64.9%的受访者认为离开手机会影响工作效率，20.9%的受访者因过度依赖手机导致情绪烦躁或低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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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Benjamin von Wyl/sb，图片搜集：Vera Leysinger，编译自英语：瑞士资讯中文部/g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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