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普京只敢去“友好”之邦？
重大罪行应该能在世界任何国家都能受到起诉--这是普遍管辖权(Weltrechtsprinzip)的核心目标。该原则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但直到现在才被广泛利用，瑞士也开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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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瑞士想要针对一项刑事犯罪提起诉讼并将其提交法院，必须满足一个条件：罪行必须发生在瑞士；或者犯罪分子或受害人必须拥有瑞士国籍。
所谓的普遍管辖权(译者注：根据这一原则，无论被控犯罪之人的国籍、居住国或与起诉国关系如何，即使该罪行是在起诉国领土之外犯下的，该国也可以对该人行使刑事管辖权。)打破了这一规则，对于重大罪行，所有国家都有权起诉和控告–即使没有典型的关联条件。
这背后的理念是： 某些重大罪行，整个国际社会都希望能对其进行起诉。例如，战争罪、种族灭绝罪、危害人类罪和酷刑等都属于普遍管辖权管辖的范畴。
近来，根据普遍管辖权提起诉讼的案件数量越来越多，尤其是在瑞士。
普遍管辖权是如何产生的？
普遍管辖权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1949年，该原则首次被载入《日内瓦公约》。后来的国际条约，如《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也包含了这一原则。
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国才开始使用国际法原则。巴塞尔大学国际法和公法教授阿娜·佩特里格(Anna Petrig)说：”20世纪40年代纽伦堡和东京审判之后，国际法失去了活力。分成两大阵营的冷战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包括国际刑法在内的国际法的进一步发展，因为国际机构开展的工作都陷入了瘫痪。”
直到冷战结束后，国际舞台上关于进一步发展国际刑法的辩论才又活跃了起来。学术界和各国政府制定了各种相关原则，越来越多的国家将普遍管辖权纳入本国刑法–为了在本国法院对一些重大罪行发起诉讼。
1998年西班牙对前智利独裁者皮诺切特(Pinochet)的起诉，做出了重要突破：这是利用普遍管辖权进行的首次审判，也为其他国家开了先河，同时也加大了世界各国追究国际要犯刑事责任的压力。
为什么基于普遍管辖权的案件堆积如山？
近年来，普遍管辖权的使用率大幅增加。在欧盟，案件数量在2016-2021年期间增加了44%；而在全世界，案件数量则从2022-2024年增加了33%。
瑞士也是同样的发展趋势。佩特里格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瑞士在这个领域并不活跃。但自从2021年贝林佐纳联邦刑事法院于首次根据普遍管辖权判定一人有罪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当时，联邦刑事法院判定利比里亚指挥官阿利乌·科西亚(Alieu Kosiah)犯有反人类罪。
2024年5月，联邦刑事法院以多项反人类罪判处冈比亚前内政部长奥斯曼·松科(Ousman Sonko)20年监禁。
佩特里格说，普遍管辖权正在开始走向“正常化”：“进行此类诉讼的国家越多，这项法则就越成熟，也就越正常。”现在，许多国家都设立了专门部门，负责针对国际刑法中的犯罪行为进行起诉和定罪。
非政府组织发挥什么作用？
佩特里格认为，越来越多的非政府组织向官方机构举报案件，也是该类诉讼增加的一个原因。国际审判组织(Trial International)是这一领域世界占领先地位的非政府组织之一。该组织2002年在日内瓦成立，旨在确保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受到制裁。
普遍管辖权是国际审判组织关注的核心要素。该组织已在瑞士、法国和世界其他地区启动了若干案件，审判国际组织建立了一个数据库，收录已结案和正在进行的案件，并坚持每年发布年度报告。这个非政府组织还会提交刑事诉讼，例如，奥斯曼·松科案就是由审判国际提出的申诉。
“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系统，了解到瑞士或其他地方是否有犯罪嫌疑人出没。我们的网站上还有一个表格，受害者或证人可以直接填写提交后与我们取得联系。国际审判组织的法律顾问贝诺特·梅斯特(Benoit Meystre)说：”我们也会自己展开调查。“
只有当被告人在瑞士境内时，该组织才能向瑞士法院提出指控。在这种情况下，官方才能展开调查。
所以审判国际会调查潜在罪犯是否在瑞士以及可能出现在瑞士的时间。梅斯特表示，因为许多国际组织都设在瑞士，所以瑞士经常会接到举报。比如，当被通缉者赴瑞参加会议或来银行赴约时。
法庭案件的政治意义何在？
至于某个国家是否真的会展开官方调查，以及他们会以多大的力度推进调查，则是另一个问题。佩特里格指出了政治环境的重要性：“根据潜在犯罪者的原籍国，相关国会考虑外交关系是否会受到影响。”
佩特里格说，有些国家之间还会故意袒护。例如，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因战争罪受到国际通缉，但他仍会前往国外旅行。但他只去那些对俄罗斯友好的国家，因而不必担心会被捕。
工作人员的能力也会影响开展调查的速度和范围： 施泰凡·布莱特(Stefan Blättler)自2022年1月起担任瑞士总检察长办公室主任。他将国际刑法事务作为自己的工作重点之一。梅斯特说，自布莱特上任以来，出现了“积极的动态”。
瑞士怎样才能做得更好？
尽管如此，梅斯特认为瑞士还有许多追赶空间。例如，法国、德国和荷兰在国际刑法方面具备更多的资源：“相比之下，瑞士差得很远”。
如果瑞士拥有更多的专业人员，调查所需的时间就会更短，效率也会更高。佩特里格说，这一点也很重要。因为被指控的罪行往往可以追溯到几十年前，因此责任人很有可能在受到宣判前就已死亡。
阿尔及利亚前国防部长哈立德·内扎尔(Khaled Nezzar)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的案件原计划在调查展开12年后，即2024年6月和7月提交瑞士法院审理。但2023年12月底他就撒手人寰了，所以诉讼也随之中止了。
在对奥斯曼·松科的审判中，梅斯特指出了瑞士诉讼程序中的另一个不足：“翻译不到位”。国际审判组织要求将整个诉讼程序翻译成英文。然而，法院只翻译了要点。
“原告、被告和冈比亚记者都没听懂。而实际上，在现场对审判进行报道应该是至关重要的。”
普遍管辖权是如何发展的？
阿娜·佩特里格和贝诺特·梅斯特都猜测，普遍管辖权今后将越来越多地扩展到针对公司的诉讼。对伦丁石油公司两名前老板的审判就是一个例子，自2023年以来这场审判一直在瑞典进行。
他们涉嫌在1997年-2003年苏丹内战期间收买苏丹军队，将民众赶出石油资源丰富的地区，以便伦丁公司在那里开展业务。除了伦丁公司前首席执行官亚历克斯·施奈特(Alex Schneiter)之外，还有一名瑞士人也在法院受审。
梅斯特推测，环保也有可能日益成为一个普遍管辖权涉及较多的问题。国际审判组织目前在这一领域有三个案件，涉及在战争地区掠夺木材和其他自然资源。
案件数量的增加和适用范围的扩大表明，普遍管辖权是有生命力的，国际罪行正在受到惩罚。
佩特里格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信息：”目前，我们还不能打开报纸就能看到大量违反国际法的罪行受到审判的报道。但是，至少部分犯罪分子会受到惩罚的时刻，终将会到来，即使这还需要几十年的时间。”至少，普遍管辖权能为冲突中的受害者带来一线希望。
(编辑：Marc Leutenegger，编译自德文：杨煦冬/g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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