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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資金透明化:台灣與瑞士的平衡之道

2024年初,來自保守陣營國民黨的政治人物羅智強在台北大安區的一條市場街上進行競選活動。
2024年初,來自保守陣營國民黨的政治人物羅智強在台北大安區的一條市場街上進行競選活動。 swissinfo.ch

誰在資助哪些政治人物和政黨?透過嚴格規定和監測工具,台灣成功地增進了社會大眾對政治的信任。該做法是否可以成為其他國家的榜樣?然而,新實施的公開制度也有其陰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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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智強(Chih-chiang Lo)與謝佩芬(Peifen Hsieh)利用每一刻與潛在選民進行著交流。羅智強54歲,為國民黨候選人,謝佩芬37歲,為民進黨議員候選人,他們多年來一直在台北市中心的大安區競選地方和國家職務。

若在選舉前夕於繁華街道上遇見他們,將會收到小禮物:口罩、紙巾、徽章、餅乾和水瓶,這如今已成為這座西太平洋島國上每位政治人物的「標配」。

台灣民主初期的賄選現象

然而,在東亞大部分地區仍大行其道的塞紅包現象早已不見蹤影。在台灣,紅包這項傳統仍見於婚禮、畢業或壽誕等特別場合,但在選舉中已然消失。

在1996年開始自由選舉之後, 賄選行為曾籠罩了初期的台灣民主,正如公民監督國會聯盟(Citizens Congress Watch, CCW) 副執行長甘順基對瑞士資訊swissinfo.ch所言。

公民監督國會聯盟副主席甘順基身旁的書架上陳列著部分候選人和當選政治人物檔案。
公民監督國會聯盟副主席甘順基身旁的書架上陳列著部分候選人和當選政治人物檔案。 swissinfo.ch

自從在國家層級首次權力更迭後,重要政黨對政治資金透明化的態度在2000年代中期發生了改變,」甘順基說。自2007年成立以來,他的組織一直充當台灣民主的守護者。

「我們收集所有重要政治人物的信息,並向社會大眾揭露財務不一致和未兌現的選舉承諾,」 甘順基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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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政治捐款上限

在與其他公民社會組織和獨立媒體的共同努力之下,甘順基與公民監督國會聯盟在過去二十年督促台灣逐步強化了政治資金公開法。「我們現行的政治資金立法幾乎沒有給非法捐款留有任何可乘之機,」主管機關的資金監管專員陳美燕(Chen Mei-Yen)強調。

台灣現行的政治資金公開法不僅規定了必須公開的捐款金額,也規定了捐款的上限。 10’000台幣(約300瑞郎)以上的捐款必須申報。相比之下,瑞士的申報起點金額高出50倍,為15’000瑞郎。

陳美燕是台灣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負責政治融資透明度的專員。
陳美燕是台灣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負責政治融資透明度的專員。 swissinfo.ch

在台灣,個人對候選人的最高捐款額為100’000台幣(約3000瑞郎),而瑞士則無上限。

巴爾茲·厄爾特利(Balz Oertli)是Lobbywatch組織的董事會成員,並在調查組織WAV擔任記者。
巴爾茲·厄爾特利(Balz Oertli)是Lobbywatch組織的董事會成員,並在調查組織WAV擔任記者。 swissinfo.ch

瑞士記者、政治透明度專家巴爾茨·厄爾特利(Balz Oertli)說:「上限有其優缺點。其優點可能是允許所有參與者能夠公平競爭。」特別是在瑞士的公投中,小型利益集團常常需要與財力雄厚的老牌政黨和協會對抗。

在瑞士,無法僅靠金錢贏得公投

「然而,僅靠金錢無法贏得公投,」巴爾茲·厄爾特利補充道,「例如,三月的養老金提案,支持方的預算是反對方的七倍,但提案仍被否決。」

厄爾特利是Lobbywatch組織的董事會成員,並在調查組織WAV擔任記者。 WAV透過經營線上工具「金錢與政治」,整理相關數據。

此外,捐款上限在實際執行上困難重重,需要排除掉各種規避的途徑。厄爾特利指出:「透明度至關重要,倘若沒有透明度,我們只能被迫相信所有人都能夠遵守遊戲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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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透明度為台灣塑造信任?

更高的透明度可能有助於增強對民主和政治的信任。 「近年來,支持我們民主制度的人數有所增加,」 公民監督國會聯盟副執行長甘順基強調。

根據《世界價值調查》顯示,目前有超過90%的台灣人(比2008年增加了10%)支持民主;根據皮尤研究中心的科學民調數據顯示,84%的台灣人(比2008年增加了5%)支持多黨制。

然而,甘順基也指出了公開制度的缺陷:「不僅是台灣致力民主的公民關注我們和政府發布的信息,我們中國的鄰居也在密切關注。」

中國對台灣總統候選人施壓

甘順基指出:「尤其是那些在中國有業務往來的捐贈者和候選人,明顯感受到了壓力。一個知名的例子是企業家郭台銘,他在選舉前幾週在中國稅務部門的壓力下退出了總統選舉。」

2023年11月,在退出總統大選前夕,富士康創辦人郭台銘在台北參加競選活動。
2023年11月,在退出總統大選前夕,富士康創辦人郭台銘在台北參加競選活動。 swissinfo.ch

2023年底,台灣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顧立雄(Wellington Koo)向媒體指出,在台灣的財務監控部門公佈了富士康創始人在台灣政治中的財務參與數據之後,富士康中國公司便收到了稅務審查通知,該審查「並非常規、並顯然帶有政治動機」。

台北大安區候選人謝佩芬競選辦公室的捐款箱
台北大安區候選人謝佩芬競選辦公室的捐款箱 swissinfo.ch

因此,在台灣,公開制度對於像公民監督國會聯盟這樣的組織來說仍需尋求平衡。甘順基承認:「鑑於中國對於有關數據另有企圖,我們不能簡單地與社會大眾分享我們的數據和分析結果,但我們與政府當局和本地政黨有良好的溝通渠道。」

最多百元台幣的選舉禮物

這種互信產生了效果:不久前,像公民監督國會聯盟這樣的民間組織無法存取財務監督部門收集的資料。陳美燕指出:「這一點已經改變。目前,例如公民監督國會聯盟這樣通過認證的組織可在數據公開之前查看有關數據,選舉結束半年之後有關數據則將全面公開。」

在日常政治活動中,一些小細節也處處體現出了對現行規定的尊重:政黨和候選人在選舉期間只能向潛在選民分發價值不超過100台幣(不到3瑞郎)的禮物,如紙巾或雨衣。

在當地民進黨候選人謝佩芬的競選總部,捐款箱上明確標示單筆捐款上限為1000台幣,並且無論捐款多少,最多只能領取兩張印有候選人肖像的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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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Mark Livingston,譯自德文:瑞士資訊中文部/gj,繁體校對:方常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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