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与俄罗斯人的视角

不诚实的总统大选与管闲事的情报机构、欲盖弥彰与涉性丑闻、谎言、黑材料与假信息、腐败与逃税、任人唯亲与机会主义、种族歧视与厌恶女性，甚至是磨刀霍霍、潜在内乱…… 就在世界第一强国挑选下一届总统之时，神圣的礼貌原则、民主游戏本身以及制度规范都在受到颠覆。在一向就有这些问题并以此为乐的国家里生活的公民，可能会原谅这些状况吧。

然而那里的反应不仅仅是幸灾乐祸-还有更根本的一层，去掉欢乐的那一层。在逗人一笑的大选宣传之外，人们深深地担心美国经济不堪重负、意识形态自相矛盾、陷入一种生存危机。此外，无论是面对英国脱欧(Brexit)、法国国民阵线(Front national)还是荷兰的基尔特·威尔德斯(Greet Wilders)，人们都会产生“西方世界是否正在进入全新现实”的疑虑。而在美国，特朗普先生的举动并未创造出愤怒的公民，他只不过在迎合他们。

中国与俄罗斯深谙失败的故事，了解群众与精英的脱节-当繁荣已经不存在于后者兜售的社会契约当中。西方制度难道是存在于另类现实中的吗？这个质问既适用于默克尔总理宽宏大量的移民态度，也适用于零利率政策。这些政策虽满腔好意，却只会带来更糟的社会状况，刺激极右翼的成长和剥夺无法积蓄存款的退休人士的权利。而国外的最大担忧，是世界第一超级大国的国内动荡，当该国的各支柱阶级被食利精英和贫瘠福利阶层的钳形攻势蚕食净尽。当他们从报章头条上读到《唐纳德·特朗普在走向胜利，因为白人的美国正在死亡》(Donald Trump Is Winning Because White America Is Dying)等文章援引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的话时，他们想知道这有多真实，他们还想知道，美国人的预期寿命是否真的已开始下降？ 

特朗普先生竞选集会上的腔调令人后脊发凉，但颐指气使的精英式回应也毫无用处。不管是对奥巴马医改(Obamacare)还是自由贸易，难道那些支持特朗普的“恶棍”，也就是流氓无产者(Lumpenproletariat)们，意识不到什么对他们这个阶层最有利吗？这暗示着，该国社会当中有很大一批人-人数也许不够赢得大选，但仍是很大一批人-他们被社会进步所遗忘，也被特朗普的讯息所迷惑。用中国话来说，人们对美国目前统治阶层的批判就是他们即将失去“天命”。

中国和俄罗斯都渴望有一个强大、繁荣和明智的美国，其主要原因是无数的共有利益，从手中过多持有的美国政府债务，到对美国创新的需求。他们既不希望出现一个美国冬天，也不想要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H. Summers)所说的“长期增长停滞”(secular stagnation)。希拉里有可能像克林顿总统一世对待自己的商界对手罗斯·佩罗(Ross Perot)那样，通过增长与繁荣使人们将特朗普先生淡忘，然而却没有多少人为克林顿总统二世加油。令我大跌眼镜的是，同我交谈过的大部分中国人(大约三分之二)和俄罗斯人(逾四分之三)-无论是上海的学者、莫斯科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喀山的企业家，还是纽约的华侨商人-都支持特朗普先生。

对大多数中国和俄罗斯人来说，他们最关切的是本国与美国的关系。每当特朗普先生说起中国抢了美国人的饭碗、对自由贸易说三道四、尽量贬低气候变化时，当然会令人倍感不快。但与此同时人们也意识到，克林顿女士有着自己的价值观-人权并非其中最小的一个-和原则，而这些原则常常使理性的行为更加艰难。一位俄罗斯大学生提醒我，当年克林顿女士怎样无视奥巴马总统，有原则性地为这个世界干掉了卡扎菲上校。难道现实政治宁可要那位独裁者，而不想要当今的利比亚内战、不受控制的移民，和将来多年的不稳定？特朗普先生被人批评为缺乏原则、在抽象问题上并不可靠，但少有人怀疑他对追求具体自我利益的理解。此外，他在“我是个商人”后加一句“我跟谁都合得来”令人感到放心。

在《全球现代性危机》(The Crisis of Global Modernity)一书中，杜赞奇(Prasenjit Duara)解释康德的普遍主义时提到哲学家奥诺拉·奥尼尔(Onora O’Neill)。在这位女男爵看来，理性的价值不在于“计算性与工具性”能力，而在于使对立双方得以解决分歧的共同语言的道德威信。中国和俄罗斯的大多数人觉得，他们的国家必须同世界的领导国共存且达成共识。经济和地缘政治的竞争是不可避免的。在我们无情的现实当中，要么便是原则的碰撞，要么就是交易的艺术。在许多群体眼中，特朗普是明智的候选人、不按惯例出牌的实干者。在大选宣传的装腔作势之外，堪称命运悖论的是，许多海外行家将道德威信授予特朗普先生。这算是受自我利益引导的理性商人的威信罢。

(翻译：小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