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國人赴瑞安樂死費用或將增加

瑞士官方要為每個在瑞士安樂死的人支付數千瑞郎的法律程序費用。 Keystone / Gaetan Bally

近年來，安樂死在全球引發了廣泛的討論和關注。去年，上海女子沙白遠赴瑞士尋求安樂死的新聞震驚了許多人。沙白因患有紅斑性狼瘡，長期忍受病痛折磨，根據多家中國媒體報道，她最終選擇在瑞士安樂死機構尊嚴的幫助下結束自己的生命。安樂死事件不僅引發人們對倫理討論，也讓人們注意到瑞士作為少數允許安樂死的國家，吸引了大量外國人前來尋求這項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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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隨著安樂死人數的增加，瑞士政府面臨巨大的核查和管理壓力。實施安樂死後，瑞士官方需要進行大量的核查工作，這造成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消耗。現在瑞士的一個州-索洛圖恩州找到了一種新方法，讓那些來瑞士尋求安樂死的外國人承擔這部分費用。

鏡頭畫面裡，床上躺著一個人。她伸出手，轉動點滴上的小轉輪，致死劑量的戊巴比妥鈉就會緩緩流入她的血液中。

拍攝這樣的影片是瑞士索洛圖恩州與安樂死組織珀伽索斯(Pegasos)之間達成的一項創意協議的​​核心內容： 如果該安樂死組織向相關機構提供視頻材料，證明自殺是由接受安樂死服務的人自行實施的，同時附上其他必要材料，這樣瑞士相關機構就能免除因協助自殺而帶來的其他法律程序。

這意味著，不再需要檢察院、法醫和警察出現在安樂死現場，屍體會被送到附近的巴塞爾-城市州，由那裡的法醫研究所進行檢驗。

這樣一來，每起安樂死的費用就能降到1000-2000瑞郎(約合人民幣8000-16’000元)。協約規定：這些費要用由安樂死組織承擔，因此最終會落在尋求安樂死的人頭上。

根據珀伽索斯的說法，這些費用會包含在安樂死的總費用中，與瑞士其他安樂死組織一樣，每人的費用約為10’000瑞郎。

在瑞士安樂死的名人

阿蘭德龍：法國著名演員，因多次中風和健康問題，於2024年在瑞士實施安樂死，享年88歲。
傅達仁：台灣知名運動主播，因罹患胰臟癌，於2018年在瑞士實施安樂死，享年85歲。
彼得‧斯梅爾：英國著名作家，因患有運動神經元疾病（ALS），於2019年在瑞士結束自己的生命，享年78歲。

悼念活動無需中斷

該協議自12月起生效後，索洛圖恩州一下子節省了許多費用。在此之前，每位來自國外的安樂死人員要為該州造成約3000瑞郎的高額費用。

“這樣，我們在取證方面也取得了更好的結果。同時，還減輕了州​​政府的負擔，節約了人力資源”，索洛圖恩首席檢察官漢斯於爾格·布羅德貝克(Hansjürg Brodbeck)說。索洛圖恩州依然保有隨時抽查的權利。

珀伽索斯安樂死機構表示，對死者親屬來說，也更人性化，他們不用在告別和哀悼的過程中再受到干擾。以前死者家屬要等待刑事調查機構的官方程序結束，才能繼續悼念儀式。「對於這種私密時刻這無疑是一種打擾，」該機構說。

預計安樂死人數將翻倍

索洛圖恩州的這個新模式在瑞士引起了廣泛關注。因為其他州也要面對同樣的調查開支，人力資源也捉襟見肘。 近年來瑞士每年有1700多起安樂死，其中超過500起是專程來瑞士尋求輔助自殺的外國人，這一數字多年來一直都在上升。觀察者預計，到2035年，至少會翻倍。

瑞士是聯邦制國家，各州各管各州的事，過去其他州也曾嘗試取消安樂死核查費用的方法。但這些嘗試都以失敗告終，因為調查義務是由《瑞士刑事訴訟法》(即聯邦層級)負責的。換句話說，就是安樂死屬於非正常死亡，因此必須受到法律查證。

一些州與安樂死組織達成了協商，精簡了調查程序。而索洛圖恩模式的獨特之處在於，珀伽索斯安樂死機構自願承擔了官方核查帶來的費用。

需要「第三種死」嗎？

而瑞士許多安樂死組織認為，這並不是真正的解決方案，因為這只能讓安樂死變得更昂貴。

例如，瑞士德語區的安樂死組織「解脫」就主張將協助自殺視為一種特殊的死亡形式。

安樂死組織生命週期(Lifecircle)的負責人艾麗卡‧普雷希格(Erika Preisig)對此表示贊同。 她說：「將一種和平死亡的方式罪惡化，並動用警方進行調查的做法必須停止，由此產生的費用是完全沒有必要的。」

生命週期會在實施安樂死時錄像，普雷希格認為，這足以證明死因，“我們的目的是讓官方接受其他形式的死亡方式。”

比利時的“自然死亡”

比利時是繼瑞士之後，外國人(尤其是法國人)尋求安樂死的第二大目的地國，比利時在2002年制定的安樂死法中將安樂死定性為自然死亡。

比利時“有尊嚴的死”協會主席將律師杰奎琳·赫雷曼斯(Jacqueline Herremans)說：”這樣做主要是為了符合保險合同的要求，實際上，這是醫生必須在死亡證書上填寫的內容。” 與瑞士不同的是，在比利時協助自殺一般都是被主動實施的，也就是由醫生開啟致命藥劑的點滴開關。而對協助自殺的監督工作，由比利時議會選出來的一個倫理委員會負責，該委員會由八名醫生、四名律師和四名能夠證明自己有過服務臨終病人經驗的人組成。

安樂死旅遊：瑞士與比利時的對比

在過去兩年中，每年有500多人從國外來到瑞士，在安樂死組織的幫助下結束自己的生命；比利時的這一數字為100人左右，由於死者的居住地沒有統計記錄，因此無法獲得更確切數字。

這兩個國家都允許非本國居民前來安樂死，而荷蘭或西班牙等國則不允許對外國人實施安樂死。但瑞士與比利時，實施輔助自殺的程序有所不同。在比利時，主動安樂死是合法且普遍的，即醫生注射致死劑量的戊巴比妥鈉。在瑞士，必須由本人自己來實施這項行為。 無論是瑞士還是比利時，安樂死都必須有醫生在場。在比利時，需要兩名醫生在場；如果想要安樂死的人並非生命垂危者，還必須有第三名醫生在場；在瑞士，需要對希望安樂死的人的行為能力進行評估。

原則上，在瑞士，患有精神疾病甚至沒有醫學診斷的外國公民也可以進行協助自殺；比利時則不允許，因為這樣的病人會加大醫生與他進行必要深入討論的難度。

在瑞士，協助自殺由私人安樂死組織實施。其中一些組織不接受外國人的請求。瑞士安樂死機構「尊嚴」(Dignitas)和珀伽索斯，安樂死的外國人所佔比例最大。在比利時，安樂死諮商中心會向需要安樂死的人推薦提供服務的醫生，但並非所有醫生都接受來自國外的請求。

比利時的安樂死程序很簡單：委員會查核是否符合安樂死的先決條件，如果有任何疑點，便可將案卷移交檢察院。後者可酌情主動或在接到投訴後進行調查。

自2002年通過安樂死法以來，比利時只起訴一宗案件。“最後，被陪審法庭傳喚的三名醫生被無罪釋放。”

辯護檢察官

在瑞士，所有主要的協助自殺組織都反對制定安樂死法。他們普遍認為，只要將《瑞士刑法典》中的規定與聯邦最高法院的判決結合，就足以起到規範作用。在瑞士實施被動安樂死不構成刑事犯罪，除非是出於自私的動機。

安樂死組織解脫(Exit)和生命週期負責人普雷希格Preisig都認為，在目前的法律基礎上，甚至可以免去法醫檢查。

這是因為《刑事訴訟法》規定，只有在出現「非正常死亡跡象，特別是刑事犯罪」或屍體身份不明的情況下，才需要進行所謂的法律查核。而安樂死過程中，這兩種情況都不存在。

在一份為解脫安樂死機構出具的法律意見書上寫道，除了需要進行屍檢和核實死者身份之外，沒有必要進行其他調查；但瑞士檢察官在解讀該條款時持謹慎態度。

普雷希格說，現在剩下的唯一選擇可能只有透過「政治程序」來明確檢察官的職責，以及與安樂死有關的其他問題。然而，瑞士目前仍缺乏這樣做的勇氣。

因此，索洛圖恩模式是否會成為一個標準，目前尚不清楚。瑞士協助自殺數量最多的幾個州的檢察院表示，他們不會對其他州採取的措施發表評論。而瑞士也沒有一個協調全國安樂死問題的國家機構。

一位美國女性在自殺膠囊中安樂死後，瑞士又就制定更多相關法規進行了討論，請參閱：

(編輯：Balz
Rigendinger，編譯自德文：楊煦冬/gj，繁體校對：盧品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