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不孕现象加剧，医疗辅助生育有待加强
不孕不育是一个全球性的公共卫生问题，在瑞士，每七对夫妇中就有一对有此困扰。在其他国家纷纷将医疗辅助生育(PMA)纳入其家庭政策的时候，瑞士情况却依然大相径庭：其高昂的治疗费用和在欧洲范围内最严格的立法阻碍了医疗辅助生育(PMA)的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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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ie Rosset讲述到：”得知自己不能生育，这对我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当你已经为怀孕努力了近两年，当你满脑子都是孩子，当你看到身边的女性轻而易举就怀上的时候，却被告知自己永远无法自然生育，这种打击可想而知。“
这位37岁的法国女性和丈夫住在瑞士沃州。两人都被诊断出患有不孕症，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他们只能在洛桑接受体外受精(FIV)手术。最终两人喜得千金。他们的女儿现在已经13个月大了。
为了建立起一个支持者的社团空间，Julie Rosset在Instagram上分享了自己的故事。她想帮助人们消除对不孕话题的忌讳。目前，人们依然常常因不孕感到羞耻，对此话题也讳莫如深。
世界卫生组织指出，任何人都可能”有同等的机率”遇到不孕不育(指一年以上未采取任何避孕措施，性生活正常而没有成功妊娠的情况)的情况。全世界近18%的成年人(约六分之一)在其一生中的某个阶段会受到这一问题的影响。
该组织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往往会对”当事人的精神和社会心理健康”产生严重影响。在全球生育率历史性下降的背景下，这也正在成为一个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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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孕症大流行
目前还没有足够的数据可以确切地知道有多少人没有成功生育，但不孕症是育龄人群中最常见的慢性疾病之一。
根据世卫组织的估计，不孕症在不同地区的发病率处于10%到20%之间，东亚和大洋洲的发病率尤其高，一些出生率最低的国家-如韩国和日本-正处在这一地区。
在欧洲，据估有2500万人受到不孕困扰。而这一现象同生活水平的差异无显著关联：在最富裕的国家，将近18%的成年人受到影响，而发展中国家的数字为16.5%。
而且不孕不育现象还在持续增长。据”全球疾病负担”(Global Burden of Disease)研究的统计，自1990年以来，全球不孕不育症病例数量增加了约15%。
在瑞士，医学界估计约有15%的夫妇有不孕问题。现有的唯一精确数字来自试管婴儿的数字，但后者只涉及不孕病例中的一小部分。
往年，瑞士每年有3000到4000名左右的女性接受治疗。到了2022年，接受不孕症治疗的女性数量增至6600名。
35岁以后生孩子
“一般来说，在各种不孕情况中，女性不孕占30%，男性不孕占30%，夫妻双方不孕占30%，还有约10%的病例原因不明。”生殖医学专科医生Dorothea Wunder解释说。
导致生殖系统紊乱的原因有很多。据联邦卫生局称，像子宫内膜异位症这样的、直接影响生育能力的畸形或疾病越来越常见。Julie Rosset被诊断为卵巢功能衰竭，而她的丈夫是染色体异常携带者，且有精子问题。
除此之外，吸烟、压力和体重等生活方式因素也会影响生育能力。暴露于环境中的、无处不在的内分泌干扰物也会影响生育能力。
但医学界认为，不孕现象上升的主要原因在于生育年龄延迟。女性的生育能力从35岁开始明显下降，40岁以后下降幅度更大。
过去二十年，在经合组织成员国内，女性生育第一个孩子的平均年龄提高了近3岁，从26岁提高到近29岁。瑞士作为女性生育年龄最晚的国家之一，不孕问题尤为凸显。
2022年，在瑞士孕产女性中，四分之三的产妇年龄超过30岁，逾三分之一的年龄超过35岁。Dorothea Wunder指出：“很明显，高龄生育是导致不孕症增加的因素之一。”她指出，在瑞士，女性寻求试管受精的平均年龄为37岁。
举债也要试管婴儿
Wunder医生说：”当被诊断出患有不孕症时，患者可以选择不同的治疗方法，瑞士的医疗质量很好。”参照治疗成功的机率大小，医生首先会建议采用最’自然’的方法。Dorothea Wunder解释说：”如果检查结果达标，我们可以选择试管婴儿以外的治疗，即卵巢刺激和/或人工授精。“
但有时候，比如像Julie Rosset夫妇的情况，试管婴儿是唯一可能奏效的方式。这种方法不仅侵入性更大，而且经济成本也很高，因为在瑞士，这种治疗向来不属于报销范畴。基本医疗保险只报销一年的促排卵和三次人工授精费用。如果之前通过促排卵手段成功受孕的女性想再次怀孕，同样可以获得上述报销待遇。
相比之下，比利时和法国在这方面的政策在欧洲最为宽松。在这两个国家，人们可以报销6次人工授精，以及分别为6次及4次体外受精尝试的费用，直到女性年龄到达43岁。
Dorothea Wunder指出，卵巢刺激下的人工授精费用约为1000瑞郎。试管婴儿的价格则各不相同，最高可达10’000瑞郎左右。试管婴儿每个治疗周期的分娩率约为20%，通常需要进行一次以上的尝试。
Julie Rosset接受了两次试管婴儿手术和三次胚胎移植，同时还进行了植入前诊断，后者的费用也不能报销。”我们花了3万多瑞郎才有了女儿。”她说。
为此，这对夫妇不得不向银行贷款，这笔钱还需要几年才能还清。”不去贷款的话，我们根本负担不起这些治疗。”这位三十多岁的女士坦言。”我们很幸运，因为治疗成功了-并非人人都能如愿-所以这一切对我们来说都是值得的。但医疗辅助生育的过程确实非常复杂，财务压力无疑是另一重负担。“
Dorothea Wunder认为，如此高昂的费用对某些人来说”无疑是一种障碍”。她经常遇到这样病人。与其他医生一样，Wunder呼吁医疗保险为不孕治疗提供更好的保障，她认为，该医疗范畴已经达到了法律规定的各项医保效益标准。
确定基本医疗保险可报销的治疗项目属于联邦内政部职权范畴，该部参照一个医疗专家委员会的建议而做出决策。一项新的治疗如果想被列入报销目录，必须提交正式申请。
截至目前，多项旨在简化医疗辅助生育通路的政治尝试均未能获得多数支持。2021年，瑞士人民党(UDC/SVP，右翼保守)议员Jean-Luc Addor的议员动议遭到否决。
保险公司强调，每项新服务都会增加医疗系统的成本。代表医疗保险公司利益的Santésuisse组织发言人Christophe Kaempf解释说：”仅为试管婴儿，每年的预估开支就至少是数千万瑞郎”。
辅助生育医疗旅行
另外一种可能是，瑞士根本不可能提供所需的医疗服务。虽然近年来有关医疗辅助的法律有所放宽，但瑞士法规仍然属于欧洲最严格的，对某些技术，特别是卵子捐赠，设定了各种条件，乃至颁布禁令。
卵子捐赠在除德国以外的所有其他欧洲国家都可以合法进行-前提是不孕症源于女性配子，且35岁以上女性接受卵子捐赠的手术成功率高于试管婴儿成功率(即在卵子捐献者更为年轻的情况下)。2022年底，瑞士议会批准了相关授权法案，但措施几年后才会生效。
Dorothea Wunder说：”在这种背景下，许多不孕夫妇选择到国外接受人工受孕治疗，但我们不清楚他们的人数。”一些国家-比如捷克、丹麦，特别是西班牙-设有专门为欧洲各地不孕夫妇提供医疗辅助生育的机构。
两家西班牙医疗辅助生育中心向瑞士资讯swissinfo.ch证实，前来就诊的瑞士客人越来越多。以国际患者为目标群体的马德里Vida Fertility诊所对外关系负责人Karine Gautron透露：”我们每月能接待7到10名瑞士顾客，平均年龄为41岁”，主要是来接受卵细胞捐献。
瑞士落后了
严格的立法和高昂的费用使瑞士在“2021年欧洲不孕不育治疗政策地图”中排名靠后，该地图集是由一个欧盟支持的专家团编制的。不过，如果瑞士今后开通卵细胞捐赠途径，并向已婚夫妇开放精子捐赠，其未来排名将接近其他国家。
Dorothea Wunder曾是国家伦理委员会(负责就生物伦理问题提出建议的机构)成员，她认为，法律仍有调整空间，例如取消接受精子捐赠的婚姻前提。
在瑞士以外的其他国家，“政府应将防治不孕不育纳入其家庭政策”的观点日益深入人心。维也纳人口研究所副所长Tomas Sobotka在年初对瑞士资讯swissinfo.ch表示：”让有需要的人都能获得不孕不育治疗，这一点至关重要。”
这位人口学家兼欧洲生育与家庭研究小组负责人认为，”政府在支持和补贴医疗辅助生育方面应该相对慷慨”，同时，他也强调了为政策设定前提的重要性。
出于对生育率下降的担忧，一些国家的政府似乎正在朝着这个方向行进。例如，日本已在2022年宣布将各种医疗辅助生育技术纳入公共医疗保险体系，中国的一些城市和加拿大的一些省份也宣布了同样举措。
与此同时，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于今年1月宣布了一项防治不孕不育症的国家计划，该计划应包括拓宽获得医疗辅助生育的途径、加强心理支持和加强生育率意识等内容。
但就目前而言，即使人工授精技术的使用越来越普遍，许多夫妇还是选择不治疗，甘愿接受没有孩子的未来。今年早些时候发表在《人类生殖最新信息》(Human Reproduction Update)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总结道：”大多数人-尤其是中低收入国家的人-无法负担得起高昂的治疗费用。”
该研究在结束语中写到：”获得生育治疗是人们的重大关切，对‘建立家庭’的基本权利有着重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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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Samuel Jaberg，编译自法语：郭倢/d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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