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带来了确定性，但也可能侵蚀政府的可信度

国民院议员们顺手将用过的文件丢进废纸篓 Keystone

禁止外卖小吃店使用一次性纸餐盘，或是向穿过森林的骑自行车人收钱？法律数量的增加及各种新规章的提案，引来人们对立法者批评有加，他们是不是忘记了某些常识？

罗杰·克里斯泰勒(Roger Christeller)的小吃摊就在伯尔尼市中心的广场上。过去十年里他也“有幸”坐上法庭的被告席，因为当地法律禁止使用纸餐盘来装他做的摊饼。2007年市有关部门引入了一系列法规，意在限制公共场所的垃圾数量。

对于自己的经历，他保持着还算达观的态度，即便法庭裁决意味着他丢了生意。

“我经常在想，出台的法律是不是错的，常识又去了哪里，”他说道。近二十年来，通过的新法规数量翻了将近一番。

恶搞奖

该奖项由某自由派压力组织于2007年设立。

获胜者通过网络投票选出。

今年的获胜者是秉承人道主义的布鲁诺·乔达诺基金会(Bruno Giordano foundation)，它呼吁所有的公共食堂必须提供一道供绝对素食者吃的菜。

之前的获奖者包括：

伯尔尼州林业主联合会会长：因他曾要求引入一个15瑞郎(约合104元人民币)的强制性许可证，专门针对使用森林小径的骑自行车者和骑马者。

前交通部长莫里茨・洛伊恩贝格(Moritz Leuenberger)：因他要求身高低于150厘米、年龄低于12岁的儿童乘坐轿车或公车时，必须使用儿童安全座椅。

苏黎世市港口部门主管：因他一字不差地执行法律条文，以阻止某露营地业主安装在浪大时保护游艇的橡胶缓冲垫。

中右翼政界人士和主要活跃在德语区的企业界组成了一个多党派组织，为抑止住尚处在萌芽中的法律过细化，提出了他们自己的答案。

这个压力组织给“最多余、最愚蠢的法律”设立了一个特殊奖项，希望公众关注该组织构建简政型政府的政治目标。

格哈特·普菲斯特是一名基督民主党议员，也是瑞士中部某私立学校的经理。据他介绍，每年在苏黎世一家时尚餐厅举办的颁奖仪式带有明显的幽默气氛。

“不过，有这样一个质疑一切调控程序的小团体，是很有必要的，”他表示。

在企业层面上，瑞士跨国食品公司雀巢(Nestlé)的董事长包必达(Peter Brabeck)，也在最近的公开演讲中抨击了他眼中的“规章狂热症”。

在谈到今年2月瑞士选民通过计划，将对来瑞外国劳动力引入配额时，他说道：“如果一家企业不得不把80%的时间都花在确保遵守各项规定上，那么就没有开发战略、带动企业前进的空间了。”

矛盾

艾因西德伦(Einsiedeln)玫瑰园啤酒厂(Rosengarten brewery)的合伙创办人阿洛伊斯·格穆尔(Alois Gmür)的情况，用某些人的话说，算是个矛盾体。

如今适用于工作场所的条条框框越来越多，比如特殊的工作服、车间紧急状况达标情况事无巨细的记录，或者进口大麦芽的各种专用标签……就是这些规章制度，有时令他也感到绝望。

这家地区性啤酒厂所在的瑞士中部小镇很出名，因为它拥有一座本笃会修道院和一座建于15世纪的圣母像。格穆尔在啤酒厂里负责的是销售，同时他从政已有半辈子，目前还担任着瑞士议会议员。

“一切都变得越来越复杂，我简直要被逼疯了，”说这话时他耸耸肩，露出一脸的迷惘。

据格穆尔透露，大多数餐馆禁止吸烟的直接后果是啤酒销量的下滑，同时，为满足有关部门对信息的需求，令文书工作越来越多，这也造成更多的官僚主义。

历史性口头禅

对过多法律行为的担心向来是自由派的政策问题。

回顾瑞士近年历史，政府讨论过不少限制规章制度数量的方式。

2005年，联邦委员会曾宣布，在政府改革过程中，愿意考虑废除过时的法律条文。

1984年，自由派学报《瑞士月刊》(Schweizer Monatshefte)发表过时任司法部长的鲁道夫·弗莱德里希(Rudolf Friedrich)的一篇论文。他指出，数十年中法律过细化在“逐渐抬头”。

他总结说，对抗这种活跃性主要是表面文章。而他则呼吁对法规数量的原因展开广泛的讨论。

可这位59岁的长者知道，他自己不说难逃其咎，也至少有一部分责任。作为议员，他是瑞士立法机关的成员，而不少其他议员发起更多规范议案的个体行为，也令他感到恼火。

在他看来，许多这类规范与现实毫无关系。

国民院法律事务委员会发言人亚历克·冯·格拉芬瑞德(Alec von Graffenried)则表示，原则上议员中也有共识，即法律过多不一定会使生活更好。

可在紧要关头，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很多政客都把慎重抛到九霄云外去了。“更有条理的方式和更宏观的观察角度，常常都被人遗忘了。

更多未必总是更好

他的认识也得到苏黎世大学法学教授阿兰·格里费尔(Alain Griffel)某种程度上的认同。在《新苏黎世报》(NZZ)上刊登的一篇意见文章中，针对过去十年中法规的质量急剧下降与数量大幅增长并存的现象，这位法学专家发出了猛烈的抨击。

格里费尔将之归咎给议会、政府，以及对“立法文化的腐蚀”态度的整体改变。

考虑到一部法律、甚至一个附加法律条款，都会导致法令及规定的一系列复杂联带性变动，因而瑞士联邦、州及行政区各层面规章的增加实在难以量化。

下列数据可能会给读者一个概念。另一篇《新苏黎世报》文章将矛头指向刑法修正案。上世纪70年代修订刑法还是很罕见的事，可2008年到2013年间，每年就有8个修正案开始生效。

压力

克里斯塔·豪斯泰勒(Christa Hostettler)是伯尔尼市及州有关部分的资深法律顾问。根据自己的经验，她解释说，法律法规数量日益增加，是生活中互相联系日益增多的结果。

政客们的个人抱负，加上媒体的煽风点火，或是更高层管理层的压力-无论这压力是来自国内还是欧盟，都导致了立法程序的猛增。

“促成制度化的主要是互为矛盾的各种需要。公民要的是确定性与明确性。”

她特别指出区划领域的行为，过去政府还有介入的余地，但如今已确立了越来越多的规则。

对公路交通逐步加强管理则是另一个例子。“在引入限速与交通指示灯的复杂系统之前曾有个基本规则，即由个人判断何为适当的行为，”她解释道。

可信度

豪斯泰勒深信，文明不应只受不可避免的法律行为进程所左右。她主张采用一种实用主义的方式，和对法律实施的可能影响作更仔细的考察。

“如果没有令人信服的行动理由，那就不如采取无为而治。”法庭的任务是确保法律实施中的一贯性，因此法庭可能会反对，会否决这种方式。“但这未必就是坏事。这也显示出一个分权制衡的体系在正常运转，”她表示。

豪斯泰勒补充说，法律专家的责任不仅是创制法律，还要避免不必要的规范。有时改善已有法规的应用，才是正确的答案。

“法律法规太多，尤其是应用得不好的法律，可能会侵蚀政府的可信度。”若公民不再信任有关部门，执法机关可能也就无法再履行义务。形式上，政府和议会也能决定废除法律规范。

“关键是，没人觉得应当为此负责，”法律顾问豪斯泰勒最后总结道。

翻译：小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