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工人當年只配蝸居陋室
在瑞士，關於住房危機的首次辯論可以追溯到19世紀下半葉。 當年，「工人住房危機」成為各市政當局面臨的難題，甚至一度引發暴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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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紀下半葉，瑞士人的日常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一部歷史著作《新事物來襲》(Das Neue kommt)描述了在此期間瑞士社會所經歷的動盪。鐵路的建成標誌著新時代的開始。而工業化也同樣具有決定性意義：由於蒸汽機和電力的發展，工廠運作可以脫離港口城市，而在此之前，工業運輸完全依賴水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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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巨大飛躍帶動了城市的發展。正如巴塞爾所經歷的那樣，城市得以加速發展：在19世紀中葉之前的70年間，巴塞爾的人口首次成長一倍；在隨後的30年中，該市人口又成長一倍；在19 世紀的最後20年中，居民人數再次翻倍。 從1893年到1897年(即國家博物館建成的時期)，蘇黎世的人口每年增長 9’400 人-增長率為7.3%，是比起今日的7倍。在1850年至1910年間，瑞士全國的城市人口增加了5倍。在1888年至1900年間，瑞士城市化進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快速發展。
首先是瑞士農村居民遷往城市，然後是外國人。這些新遷入的居民使建築業和房屋市場不堪負荷。城市中心沒有足夠的經濟適用房供所有工人家庭居住。當年房屋建設的目的是獲利，建築業熱衷的項目包括標誌性建築、商業場所、工廠、別墅和較高級的公寓大樓等。
巴塞爾市1891年的官方文獻中寫到：「我們注意到，在某些城市，在高檔住房過剩的同時，適應底層居民需求的簡單住房極度短缺。房地產投機導致的結果是：房屋建造的目的是用來出售，而非長期出租。」蘇黎世市議會在1897年的年度報告中指出，對於25’000個低收入家庭來說，該市只有7’785套低價出租公寓可供居住。
換句話說，工人家庭住房嚴重短缺。這種短缺並不僅限於大城市：一些小城市-如Arbon(圖爾高州)-也出現同樣現象。隨著Saurer和Heine公司在當地的擴張，該市經濟迅速成長。農村地區也不例外，例如烏里州的下羅伊斯河谷地區在首條聖哥達鐵路開通後成為交通便利的熱門工業區。
分租戶和無良房東
從那時起，瑞士各地都在發生同樣的情況：居住用房被隔成小間、加高，地下室也作為居所被出租。別看這些房間狹窄、陰暗、通風不暢，租價卻相當高昂。官方數據顯示，這些房間每立方公尺的平均租金甚至超過了富人區寬敞公寓的價格。也就是說，最小的公寓其實也是最貴的。
為了應付租房的昂貴費用，許多租戶對房屋進行了改造，以便容納其他分租戶。有些人將自己的床鋪租給居無定所的工人，讓他們睡上好幾個小時，有時，這些工人會依照各自的工作時間輪流入住。在蘇黎世的居民中，分租戶和按小時租用床舖的工人有時會佔到全部工人的15%以上。在蘇黎世和伯恩，有些工人全家流落街頭，只能在穀倉、馬厩、閣樓甚至橋下容身。
公共輿論
這些不安定因素逐漸成為公眾討論的主題-無論是在瑞士還是在國外-許多城市都面臨著同樣的問題。1872 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發表了一系列文章來討論住房問題。同年，巴塞爾工人協會的一個委員會召集了一次公民大會，以「討論住房短缺問題」。 隨後，人們提出一系列動議，以更深入地研究相關情況。
自1889 年以來，巴塞爾、洛桑、伯恩、蘇黎世和琉森等城市投入大量資金展開遵循嚴格科學標準的住房狀況調查。研究報告可謂是「住房嚴重短缺」的首次記錄，解決工人住房問題也被提上了政治議程。
在調查完成之前，蘇黎世市議會就在其1894年的年度報告中指出：「從實地的大量觀察來看，工人住房問題已經到了可能引起民眾強烈不滿的程度。」「住房過度擁擠」令人擔憂 ，「如不堅決、大範圍地解決『過度擁擠』這個有可能轉為長期化的問題，那麼在健康、道德和社會層面將出現災難性的後果」。
報告由此得出結論：「如果繼續任由住房建設投機式的自我發展，假如社會、公共服務部門和雇主不進行干預以改變現狀，那麼情況只可能更糟。」蘇黎世市議會決定「由其成員組成一個委員會，以深入研究工人住房問題」。
初期沒有實質成果
然而，在隨後的幾年裡，情況並沒有具體改善。正如市議會所記錄的那樣，「由於種種原因」，對一系列建議的評估被延後了。延後的原因之一是經濟的衰退，暫時抑制了城市的發展。但同時，政治背景也在發揮作用。在世紀之交之前，工人的政治影響力很小，但從1900年起，社會民主黨人佔了蘇黎世市政府的多數席次。在隨後的幾年裡，蘇黎世提出了該市第一個住房開發項目(利馬特住宅區/Wohnkolonie Limmat，即現在的利馬特1號住宅區/Siedlung Limmat I)，該項目於1907年在 公投中獲得通過。
1896 年，巴塞爾城市半州州政府和州議會明確否決了委託公共部門建造廉租房的想法。直到20多年後，該市才分別於1919年4月和1921年9月啟動了前兩個由州層級出資的建設項目。除此之外，其他城市也各有各的解決之道。以Arbon市為例，1907 年，該市居民同意向當地建築協會捐款，公共機構於是參與了私人建設計畫。此外，有些地方的工業家自己為工人建造住房，溫特圖爾的Rieter公司就是其中一家。雖然19世紀中葉出現了一些住房合作社，但它們往往曇花一現。只有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這類房屋才靠著有利的政治環境和金融環境鞏固下來。
罷工和糾紛的主要原因
19 世紀下半葉惡劣的住房條件很大程度上加劇了嚴峻的社會氛圍。蘇黎世大學社會與經濟史中心教授Bruno Fritzsche(1935-2009 年)是持有此觀點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和研究團隊撰寫了《瑞士歷史結構圖-現代瑞士的誕生》(Historischer Strukturatlas der Schweiz . Die Entstehung der modernen Schweiz)一書。
這位蘇黎世歷史學家指出，除薪資問題外，住房短缺也是工人罷工的主要原因之一。 此外，一系列「在沒有任何緣由及具體要求的情況下，由瑣事和小事引起的衝突」，也和工人緊張的住房條件不無關係。例如，1893年伯恩市的Käfigturm暴動、1896 年蘇黎世反義大利暴動和1902年的 Arbon 暴動。 Fritzsche認為，在工會組織、階級意識和階級抗爭出現的過程中，勞動人口的住房是比工作條件更重要的議題。
Guido Balmer是弗里堡州空間發展、基礎設施、交通和環境部的媒體負責人。 同時，他也是獨立媒體專家。
(译自法语：郭倢/xy；繁體校對：方常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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