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问一下就摘除器官-瑞士也将如此？
瑞士一项新的全民动议要求每个成年人在死后均被当做潜在的器官捐献者。这是一种很危险的省事方法，说此话的正是两位在提契诺州大大提高了器官捐献数量的医生。他们认为针对较少的器官捐赠还有其他解决办法。
“那么现在他的灵魂在哪里？”，“原则上我们是同意捐出我们亲属的器官的，但那样的话下辈子他就会变成一只长颈鹿。因此我们不能同意”。
这是两位医生Sebastiano Martinoli和Roberto Malacrida近30年来听到过的回应。他们当时还是大学教授，正在瑞士提契诺州为获得更多的器官捐献而努力。
尽管几年前，这两位已退出了危重和紧急救治领域，但他们的影响在提契诺州依然清晰可见。正是由于他们的开拓性工作，这个意大利语州才从器官捐献的最末位跃升至瑞士的第一位。
转变观念
自从为“捐献器官-挽救生命(德)外部链接”全民动议收集签名以来，器官捐献就成为瑞士公众讨论的核心话题。
该动议要求引入“默认原则”(反对生效原则，Widerspruchslösung)，即原则上推断为普遍同意，只有表示出否定意愿，才会打破默认。具体来说就是，所有人均默认同意在死后将自己的器官、组织、细胞等摘除，用于移植。如果不同意，那么就要生前在官方的注册处登记自己的反对意见。
自2007年起器官移植全国统一化
在2007年7月1日联邦新法实施以前，瑞士的器官移植由各州负责。瑞士有17个州实行默认法(沉默即被当做同意，反对生效原则)。另外5个州需要出示死者生前或家属的同意书(同意生效原则)。
自2007年起，瑞士全国开始遵循同意生效原则。联邦新法实施几年后，议会收到“建议遵循反对生效原则”的提议。国民院就此提出了提案(德)外部链接，然而遭联邦院否决。两院同时拒绝了与之相类同的移植法修改案(德)外部链接。
联邦委员会对“默认法则”持反对态度。卫生部部长阿兰·贝尔塞(Alain Berset)在议会讨论中指出，提契诺州在联邦法生效前，就实行“同意生效原则”，并在那时就拥有最高的器官捐献率。
因为在议会未获得支持，默认原则的赞同者决定走上直接民主的道路。国际青年组织Riviera(JCI)(法)外部链接发起了相关的全民动议，瑞士器官捐献和移植基金会Swisstransplant(英)外部链接予以了支持。
现在的情况正相反：想捐献器官的人，要先填写一张捐献卡(英)外部链接，或者向亲属表明自己的意愿。在医生摘取死者器官前，必须和家属反复沟通，为了确认摘除器官是死者的生前意愿。
动议发起人指出，瑞士周边的大部分邻国都引入了默认原则，他们的器官捐献数量几乎两倍于瑞士。
那么默认原则真的是将瑞士从欧洲器官低捐献率国家“挽回”的唯一可行方式吗？
教育和沟通创造更多信任感
不，Sebastiano Martinoli和Roberto Malacrida给予了我们坚决的否定。他们用几十年来的经验证明：在提契诺州，虽然实行的是“同意原则”，但其器官捐献率几乎与西班牙一样高。而西班牙则是欧洲最高的，也是实行器官捐献默认原则的鼻祖之一。
尽管我们分别采访了这两位医务工作者，但他们的意见却如此统一：患者亲属与医务人员之间能否能够达成信任，是影响器官捐献意愿的决定性因素，他们强调说。而这种信任关系，必须有意识地着重建立。
“逾50%器官捐献的成功案例，都得益于医院的内部工作，”Martinoli说：“重要的是，无论是在急诊、重症病房，还是在复苏工作中，人员都要训练有素，要熟悉脑死亡的诊断，还要能够好好陪伴家属，”这位外科医生说。这都要提前进行良好的心理、沟通和技术性培训。
用时间和沉默表达尊重
一种好的沟通方式意味着正确的遣词造句和给予足够多的时间，这两位专家表示。大部分医生所遇到的最大障碍是时间上的巨大压力：一方面器官移植手术要争分夺秒，另一方面，组织捐献需要时间-因为为了让患者家属安定地作出选择，需要时间和宁静。
其中要求最高的一点是：“善于运用沉默”。在宣告不治时，一定要予以片刻的沉默。“亲属陷于震惊之中，医生要先学会闭嘴。他必须要忍受这种沉默，尽管这可能持续时间很长，”Malacrida解释说，他曾遇到过上百个类似案例。
这两位医生都断然反对，为了获得捐献而给予家属道德上的压力。“这在伦理上是不允许的”，Malacrida愤慨地说。“我们的社会是多元化的，不可能要求所有人都意见统一，”Martinoli表示。
动议激起广泛反响
因为这项全民动议，器官捐献这一话题定会在瑞士媒体再掀巨波。与之相关的讨论会有积极影响吗？
尽管Malacrida并非动议的支持者，但他认为由此而产生的民主讨论非常重要，这与收集签名的结果或可能发生的投票无关。他认为动议提供了一个向全民普及知识并引发讨论的机会。“这一目标更重要，或许我也会签名呢，”他补充道。
Martinoli则是该动议的重要反对者，他担心这会引起过分情绪化。
默认方式的缺陷
这两位医生针对默认方式的危害提出了警告。首先，可以预想，大部分人，尤其是移民会不了解情况。如果他们连官方注册登记这回事都不知道，就更不会去那里表达反对意见了。Martinoli认为这潜藏着社会歧视的危险，因为最终的结果可能是，边缘人群和没有亲属的人，他们的器官会被拿走。他们也提醒说，医生可能会把“假设同意”当做一种省事的办法，而在咨询、沟通和陪伴的工作上偷工减料。这样的工作其实很重要，才能保障亲属同意且不后悔，Malacrida说。
因为动议赞同者经常拿西班牙举例子，所以Martinoli和Malacrida特别提示说，尽管西班牙法律规定是默认的，但在实践中还是要询问家属，看这是否符合死者的意愿。与此同时，一个由训练有素的医生、护士和心理学家所组成的团队，还会进行协调工作，周到地照顾患者及其家属。他们认为，这才是捐献率逐步改善的关键原因。在西班牙和提契诺都是如此。
伦理的立足点
生物伦理学家Alberto Bondolfi(法)外部链接曾经是国家伦理委员会人类医学领域(NEK，英)外部链接的成员，也是瑞士和国外多所大学的教授，曾多年致力于器官捐献及移植的研究。他说：“从道德上来讲，我认为这种默认同意是可以接受的。从伦理的角度来说，这种否定生效原则不可被断然拒绝”。从司法角度来说，尸体和人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当然还有身后私人权利保护法，不可能对尸体为所欲为。但人一旦过世，不可能对他的身体还享有完全的支配权”。
这位退休教授也指出，并不是所有的伦理专家都同意他的意见，即使在NEK内部，也有不同意见。
2012年委员会之所以以多数意见拒绝了默认法，因为这有悖于私权保护法。为了避免有人被违背意愿地摘除器官，所以引入了“表达义务”原则，NEK这样规定。而这又带来了对个人决策表达的微妙限制。
NEK表达了对这类措施是否有效的怀疑，Bondolfi也持同样立场：“我不认为这是一种天才方案，”这位伦理学家确认。
(翻译：宋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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