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业中的直接民主：试映会和观众的力量
在许多国家，电影上映前进行“试映”是常见操作，目前众多瑞士制片人也开始采取这种做法。在1月举行的最新一届索洛图恩电影节上，主办方引入了试映活动。但是，观众对最终剪辑的贡献能有多大？导演们分享了他们的经验。
如果你是《惊声尖叫》系列电影的粉丝，你有可能对大卫·阿奎特(Dewey Riley)饰演的执法人员杜威·莱利(Dewey Riley)有好感。他是电影五部曲原班人马中的核心成员。根据最初的剧本，他原本被安排在第一部电影结束时便死去。
然而，在拍摄这部电影时，导演韦斯·克雷文(Wes Craven)预感到观众会喜欢这个角色，于是拍摄了一组备用镜头，显示他还活着。拍摄这组备用镜头是为了以防万一，因为试映观众可能认为这个角色有继续存在的必要。而这正是后来所发生的事情。
这是与试映有关的最著名的故事之一，试映已成为电影业的标准操作，在好莱坞尤为常见。试映活动能够从多个方面改变影片内涵：有时可能只是简单地改个名称，有时则是改变笑点出现的时机。
试映活动正逐步从美国向其他地区输出。今年，索洛图恩电影节首次举行了试映会，旨在评估观众对一部即将上映的影片的反应。该影片是今年“焦点作品赏析”的一部分，该环节专门讨论更加广泛的主题，这些主题不一定以瑞士为中心。这部影片的名字和发行日期均处于保密状态。
瑞士资讯swissinfo.ch未获准参与试映会，因为电影节规定观众必须完全由与电影业无关的人组成。这促使我们联系瑞士电影制片人，了解他们如何看待这种在瑞士越来越流行的做法。
时机至关重要
不出所料，我们从受访者那里了解到，试映对喜剧片来说至关重要，因为把握好笑点出现的时机至关重要。阿尔贝托·梅罗尼(Alberto Meroni)目前正在为2017年上映的热门电影《前线灾难》的续集编写剧本，他透露了为什么他非常重视观众的反馈。
“我一直让我的电影作品进行试映，以影片《灾难》为例，我们在上映前一个月做了一次试映，以审视影片中插科打诨的时机以及声效。”即便如此，梅罗尼还是向公众反映了几个不同版本的影片，最终才对结果感到满意。
“我们花了三周时间一直在修改影片”，梅罗尼解释说，“每隔几天，我就会给放映商发送一份新的数字电影包(DCP)，因为我会偷偷溜进放映现场，评估观众的反应。影片共经历了五次剪辑。”嗯，差不多是这样。实际上，影片在意大利上映时又经过了一次配音，因为一些拿瑞士名人开涮的笑话可能在外国观众看来比较费解。
哄堂大笑
这对娜塔莎·贝勒(Natascha Beller)来说也是博人一笑的机会。2019年，她用处女作故事片《育期已过》(Die fruchtbaren Jahre sind vorbei)逗乐了洛迦诺电影节大广场(Piazza Grande)上的观众，影片讲述了一个女人希望在35岁之前怀孕的故事。在后期制作过程中，她放映了一个粗剪版本-“剪辑工作大概完成了80-90%”-试映会观众完全由她从未见过的人组成，“我们希望他们能提供客观中立的反馈”。
回顾这段经历，她希望除了试映之外，还能采取些其他行动，因为样本量太小，无法对电影的喜剧效果进行准确的评估。贝勒指出：“当房间里坐满人时，人们往往会笑得更大声。”她曾在瑞士夜间电视节目《德维尔深夜秀》的录制过程中目睹了这一现象。
反复试映
她在试映会前对影片名做过一次重大变更：原来的片名是《三十出头》(Ü30)，试映会观众对此反应各不相同，发行商也对此给出了意见：这么做可能会疏远30岁以下和40岁以上的观众。这位电影制片人计划在未来的项目中重复运用这一经验。“如果预算充足，我将在不同的城市反复进行试映，扩大试映观众范围，”她在回复我们问题的电子邮件中写道。
就安德里亚斯·丰塔纳(Andreas Fontana)在阿根廷拍摄的知名金融惊悚片《阿索尔》(Azor)而言，在整个后期制作过程中，这位导演进行了多次试映。首次试映会观众由核心“试片人”组成，包括他自己、剪辑师、两位主要的瑞士制片人以及影片的艺术顾问。然后，他们逐渐引入其他人员，偏向与电影业没有关系的观众。“我们必须评估影片是否易于理解，因为影片情节非常密集”，导演解释道。
早期试映对影片主角至关重要。“我们在普利城市俱乐部(洛桑郊区的小镇)试映了初剪版本，观众只有5到6个人，基本上是一些朋友和家人，”丰塔纳回忆道。
“试映结束时，我们意识到影片没有烘托出主角光环：他看起来太软弱了，在故事情节中显得过于压抑，这使他有些让人生厌，缺乏神秘感。因此，我们回顾了他在影片中的全部出场画面，这可是很大的一个数字，因为每个镜头都有他。在调整影片的过程中，我们删除了三分之一有他的镜头，同时加入备用镜头。”
人民的呼声
丰塔纳还提到了向普通观众展示影片与向制片人展示影片之间的重要区别：“后者倾向于根据自己的品味和愿望提出解决方案。另一方面，电影业以外的观众则会给出一般性的反馈，指出问题表象而非根本原因，然后就由我们来想办法解决问题。”
最后，埃利·格拉普(Elie Grappe)告诉我们，他对这个过程持怀疑态度，特别是要求观众填写问卷卡的环节(“我认为这有点像临床研究”)，但说到底他还是非常看重影片《奥尔加》试映会上观众的反应，该片几乎是以完整版的形式向一班高中生放映。
“我们还有两个星期的后期制作时间。我们会经常回顾调查问卷，调查结果验证了我们坚持保留的一些元素，让我们以新的眼光发现了一些薄弱环节。看到试映会观众指出一些应该修正或完全删除的“错误”，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虽然你也说不出所以然，但实际上那些“错误”是影片中的重要元素。在使用存档素材时，就会出现这种现象，但我们会在剪辑过程中不断寻找合适的平衡。”
(译自英文：中文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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