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創新:瑞士給矽谷的啟示
![矽谷擁有眾多價值超過10億美元的新創公司和世界五大科技公司中的三家,但是在當地,每四名居民中就有一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https://www.swissinfo.ch/content/wp-content/uploads/sites/13/2023/11/f05a5e5fc68cc0f9be0652ae184a57d0-sv-new_081123_3-data.jpg)
矽谷是世界科技巨頭的聚集地,參觀矽谷可以發現一個鮮明的對比:一方面是澎湃的創新活力,另一方面卻是日益加劇的不平等。瑞士模式能否提供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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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乘火車穿越矽谷,我只需透過車窗向外看一眼,便可見識到這裡的成功和財富所能帶來的一切:雖形式單一卻現代化的住宅,精心打理的花園以及戶外游泳池。當我抵達帕羅奧圖(Palo Alto),這個電子晶片和電腦革命的搖籃,一道風景映入眼簾:深色車窗的特斯拉在街道上穿行,時髦人士騎著電動滑板車呼嘯而過 。
現今的矽谷不僅有眾多「獨角獸」公司(估值超過10億美元的新創公司),也是全球五大科技巨頭中三家的總部所在地:Alphabet(Google母公司)、蘋果和Meta(Facebook母公司) 。但財富並沒有平等地惠及每個人。
矽谷與瑞士,兩個世界上最具創新精神的地區。它們之間有何不同?又有何共同點?它們能從對方身上學到什麼?在本系列報導中,我們將透過瑞士人的視角向您介紹矽谷,讓您近距離感受矽谷的誘惑、希望與矛盾。
史丹佛大學是世界上財力最雄厚、最昂貴的大學之一,在史丹佛大學附近整潔的道路上,停放著幾輛房車。每當傍晚時分,那些無法承擔矽谷高昂房租的家庭便會回到這些房車裡。他們中的一些人靠在校園內賣餐維生,有些人則擔任水電工或在科技公司上班。許多人移民到了美國,但看起來不像馬克·祖克柏或史蒂夫·賈伯斯。
「以為矽谷只有祖克柏這樣的人物,這是一種幻覺。我們正在努力打破這種迷信。」佛瑞德‧特納(Fred Turner)在史丹佛大學傳播系四樓的辦公室告訴我。正是因為這些辛勤工作的人們,那些大型科技帝國才能日復一日地運作。
![Fred Turner, professore di comunicazione all università di Stanford](https://www.swissinfo.ch/content/wp-content/uploads/sites/13/2023/10/12277db1e5a5d23f8b2464e246a4dd24-img_4284_00-data.jpg)
四分之一的矽谷居民生活在貧窮線以下
特納曾是一名記者,幾十年來一直在研究新媒體技術對美國文化的影響。特納的辦公室有點像70年代的風格,地上散落著各種書籍。我注意到了一些書名,如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的《黑暗時代的人性》和大衛·諾貝爾(David Noble)的《科技宗教》。
特納也積極發聲,強烈譴責矽谷居民和勞工面臨的不公現象。2018年,特納與攝影師瑪麗·貝絲·米漢(Mary Beth Meehan)共同創作了《看見矽谷:破碎美國的內部生活》,描繪了一些最弱勢的群體。
與擁有研究生或專業學位的勞動者相比,沒有高中及以下文憑的勞動者平均每年少賺11.5萬美元。而且這種差距還在擴大:根據矽谷指數(Silicon Valley Index),2021年有23%的矽谷居民生活在貧窮線以下,較2019年增加了3%。
儘管如此,包括瑞士在內的許多城市和國家都在追求快速創新和財富創造的「矽谷夢」。 瑞士被稱為世界上最具創新精神的國家和「機器人矽谷」,同時也努力發展成為加密貨幣中心和創業文化中心。然而,特納認為,矽谷並沒有太多值得瑞士學習的地方。
相反,特納認為:瑞士或許能夠向這個加州的創新中心傳授一些經驗,例如在民主制度基礎上建立負責任的發展模式,在不引發住房或財富不平等危機的前提下,讓大型科技公司更好地融入當地社會。
矽谷:一部剝削史
早在19世紀,如今的矽谷就是在無數原住民的苦難之上發展起來的。他們被剝奪土地,遭受奴役,同時,大量的外國勞工,尤其是中國和墨西哥人,也遭到了嚴重的剝削。這個過程催生出白人菁英階層,種族主義和對市場規則的藐視是他們成功的主要手段。記者馬爾科姆·哈里(Malcolm Harry)在他的著作《帕羅奧圖:加利福尼亞、資本主義與世界的歷史》中寫道,那時該地區的普遍觀念是,如果你富有並擁有豪宅,那 是因為你有才華,是你應得的。
由於史丹佛大學、半導體公司和軍事研究機構之間的合作富有成效,矽谷作為創新中心的地位在二戰結束後和冷戰期間開始形成。當時,原本用於飛彈的矽基芯片開始應用在電腦領域。從1960年代開始,嬉皮與科技專家攜手,共同構想電腦賦能個人、服務大眾的願景。
如今的矽谷巨頭們仍高談「賦能個人」和「創造社群」,倡導輕管制的商業模式。同時,窮人越來越窮,富人越來越富。特納說:「公司服務人類的夢想已化為噩夢,瑞士不應追求同樣的目標。」
科技繁榮,貧窮與不穩定加劇
藝術家和研究員謝里芙·王(Şerife Wong)也認為,所謂車庫天才型人物改變世界,不過是一種比較流行的幻覺。研究新興科技社會影響的謝里芙問道:「我們在理想化發明家神話,鼓吹美國夢,即白手起家成為超級富豪,讓世界變得更美好,但誰最後真正過上了好生活?」謝里芙也是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共同研究員。
在史丹佛大學與特納會面的前一天,我與謝里芙坐在舊金山一家咖啡館外,那裡距離唐人街不遠。我們聊天時,一位無家可歸的女士坐在附近的桌子旁,脫掉了身上大部分的衣服。就在這時,一輛橙白相間的無人駕駛汽車在十字路口停下,等待行人過馬路。舊金山是世界上最早測試自動駕駛汽車和送貨機器人的城市之一。但普通人從中獲得了什麼?
謝里芙沉思後說:「普通人變得越來越窮,工作也越來越不穩定。」她以沒有醫療保險的網路叫車司機為例,這些司機依賴優步(Uber)不透明的演算法,艱難地維持生計。非裔美國人和拉丁裔家庭受貧窮的影響尤其嚴重。
![土耳其-夏威夷裔的藝術家和研究員謝里芙·王(Şerife Wong)深知,在一個資本強大而福利體系薄弱的社會中生活是多麼艱難:能夠熬到月底就算謝天謝地了。](https://www.swissinfo.ch/content/wp-content/uploads/sites/13/2023/10/1f73440b6c43c3d535d2582681ad28d7-img_4230_01-data.jpg)
瑞士:創新水準高,不平等程度低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歐洲有值得美國學習的地方。特納說,法國和德國是歐盟的基石國家,它們可以成為典範,顯示強大的社會制度和通用規則能讓科技為民主服務,而非讓民主為科技服務。
他認為,瑞士擁有獨特的地理環境和直接民主制,同樣可以成為榜樣。瑞士在公共教育上投入龐大(佔GDP的16%,而美國僅10%),就連世界知名的大學也由政府資助,所有社會階層均可就讀。
特納認為:「像瑞士這樣創新水準高但不平等程度低的國家,幾乎沒什麼可從矽谷學習的地方。事實上,瑞士已經連續13年在全球創新指數排名(多語)中名列前茅。此外,就收入分配而言,瑞士是世界上最平等的國家之一,儘管財富逐漸集中在少數人手中。
與矽谷一樣,蘇黎世市也是多家大型科技公司的所在地,也是世界上人均GDP最高的城市之一。但在這裡,也有7%的人口被認為是窮人,這是瑞士最低的比例。
聖加侖大學(University of St.Gallen)科學與創新史教授卡斯帕爾‧赫希(Caspar Hirschi)也認為,瑞士不應模仿矽谷。不過,赫希也看到了瑞士體系的限制。在這個體系中,少數幾家大公司在政治和社會上握有大量權力。赫希透過電子郵件寫道:「沒有任何經濟體係是完全民主的」。
赫希認為,不同之處在於,與矽谷的商人相比,瑞士企業家更低調、更不自負。瑞士企業家重視穩定,因此不會否定民主制度的合理性。此外,市場規則和福利體制的存在使他們有義務為公共利益做出貢獻。
![史丹福紀念教堂是簡·史丹福為紀念丈夫利蘭·史丹福而建造的。他們於1885年共同創建了這所大學。這座教堂被譽為「大學的建築珍寶」。](https://www.swissinfo.ch/content/wp-content/uploads/sites/13/2023/10/400a2682a1d2778ad08aed0d0cf17dc7-img_4288_01-data.jpg)
瑞士給矽谷的啟示
史丹佛大學的特納深信,瑞士的民主基礎將使其在創新的同時,不會像矽谷那樣陷入不平等困境。特納認為瑞士能夠為美國提供啟示。
特納表示:「1945年,美國幫助歐洲大陸重拾民主。現在是歐洲回饋的時候了。」
當我們的談話接近尾聲時,特納說想給我看樣東西。我們離開辦公室,走向史丹佛大教堂。這座教堂是由簡·斯坦福為紀念她的丈夫利蘭·斯坦福而建,兩人於1885年在一片曾經是農場和牧場的土地上共同創建了這所大學。當時沒有人能想到,這片荒涼的鄉村有一天會成為創新的代名詞,如此深刻地影響全世界。
(譯自英文:瑞士資訊中文部,編輯:Sabrina Weiss及Veronica De Vo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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