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身处香港的瑞士摄影师对抗庞大诉讼费用的四年漫漫征途
作为一名长期居住在香港的外籍侨民，瑞士摄影师马克·普罗金(Marc Progin)于2019年对发生在香港中环的一场民主示威抗议活动进行现场拍摄后，便陷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法律梦魇。而就在近日，他收到了一份对其不利的法律判决。多家新闻自由倡导组织声称其正在遭受迫害。
普罗金原为一名在港担任制表师，继退休后转为发展个人的摄影兴趣，成为了一名自由摄影师。现年78岁的他，迄今已在前英国殖民地香港生活了46年。2019年10月，就在香港因《逃犯条例》修订案引发的反送中抗议示威活动已进行到第四个月时，普罗金用相机拍摄到了多名民主示威者在位于香港中环地区的美国摩根大通银行办公楼外推搡一名来自中国大陆的银行工作人员，以及这位大陆人士在现场遭一名蒙面男子殴打的场景。他也因此被当地法院指控蓄意关闭大门，方便示威人群围困该员工，阻止其进入办公楼内的安全地带。
普罗金已先后两次被香港法院以“协助及教唆扰乱公共秩序”的罪名提起诉讼并出庭受审。两度审判均以裁定其无罪释放而告终。然而现在，香港当局却拒绝向普罗金赔偿辩方诉讼费用。
致力于倡导并推动新闻自由的活动人士指出，这是一种“卡夫卡式、恐怖怪诞、令人噤若寒蝉的状况”，并已就此事向香港当局提出申诉(详情参见下文方框)。普罗金表示，他最终恐怕只得隐忍支付高达50万港币(约合5.78万瑞士法郎，折合人民币约为45.94万元)的诉讼费用，只求让这场历时四年之久的法律诉讼尽快有个了结。
“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点”
这一切的起点要追溯到2019年10月4日。彼时，香港相继发生了数次大规模抗议游行示威活动，以反对政府当局拟议的《逃犯条例修订草案》-即所谓的“引渡法案”，该草案内容或将绕过香港的司法系统，允许将“逃犯”移交至中国进行起诉。据抗议者称，该法案一经通过，就会赋予政府可任意把居住于香港的任何人士引渡至中国、接受中国政府严刑峻法制裁的权力，届时，中国政府将会进一步获得对香港的管控和钳制。每次游行示威，普罗金都会在现场拍照。但就在那时，局面陡然失控了。
一名来自中国大陆的银行工作人员与街头民主示威人群发生了争执与冲突，导致其遭到暴力袭击和殴打。身为摄影师的普罗金用手中的相机记录下了整个事件的经过，但置身现场的他无意间挡住受害者去路的一幕，也被定格在了全世界的电视镜头面前。
“我只是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点，恰好捕捉到了当时的场景、拍摄了那些照片，”普罗金回忆道：“但结果却证明：我同时也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了错误的地点。”
彭博新闻社在网上发布的该事件视频:
这名瑞士公民直至2019年圣诞节前夕在家中遭到香港警方登门逮捕，这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他先是被拘捕羁留，随后获得保释候审。2020年4月，他被指控犯有“协助及教唆扰乱公共秩序罪”，而这项刑事指控最高可判处一年监禁。然而，真正暴力袭击并殴打那名来自中国大陆银行工作人员的人却始终未能落网。
2020年秋季，这位早已卸甲归田的前钟表业商人首次出庭受审。“我打出了‘新闻自由’这张牌，基本上起到了些作用，”普罗金称。他被裁判官以缺乏证据可证明其有意协助示威者为由撤销了指控，被判无罪释放。然而，公诉方却随即针对该裁决提出了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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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4月底，普罗金再次获判无罪。依据香港的判例，香港律政司受命需支付其诉讼费用。这位自由摄影师本以为此事已盖棺定论，就此终结，但实际情况却并未能如他所愿。时隔一年后，香港高等法院原讼法庭应控方要求举行听证，以审视对普罗金提供补偿的裁决。
“法官想让我锒铛入狱”
2023年8月，香港高等法院下达了裁决。由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直接任命的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拒绝向普罗金赔偿诉讼费用，并声称“对相关证据的分析不够充分”，“(被控摄影师的)一系列行为是有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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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局动辄便指责“境外势力”干涉香港事务、支持香港亲民主运动。“读了法官的判决书，我清楚地看出她更乐意看到我锒铛入狱，入监坐牢，”普罗金表示：“她在暗示：控方可以对判我无罪释放的这一裁决再度提请上诉。”
虽然连续两次被宣判无罪让普罗金感到鼓舞和振奋，他本人也宣称自己的案件得到了公正的审理，但现如今，这位来自瑞士纳沙泰尔的自由摄影师已明确表示，他不再信任香港的司法系统。这也是为何他至今还迟迟没有针对8月底下达的最新裁决提起上诉的原因之一。如果他再次提起上诉，此案可能还会耗时一年，且花费他100万港币(折合瑞郎约为11.43万，折合人民币约为93.44万元)，而且还不能保证会得到一个对他有利的判决结果。
“从道义上来说我赢了-这才是最重要的，”他坦言。
国际法语国家媒体联盟(Union internationale de la presse francophone)瑞士分会，携手非盈利国际媒体监测机构“新闻标志运动”(Press Emblem Campaign)和致力于保护记者免受迫害、促进新闻自由的国际非政府组织“无国界记者组织”(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瑞士分部，已联合致函瑞士联邦外交部长伊格纳西奥·卡西斯(Ignazio Cassis)及瑞士联邦外交部新任国务秘书亚历山大·法塞尔(Alexandre Fasel)。他们要求卡西斯和法塞尔代表马克·普罗金出面进行斡旋，并支持其追回最初支付的相关诉讼费用。与此同时，他们也向中国驻伯尔尼大使递交了一封抗议信。
瑞士外交部在回复瑞士资讯SWI swissinfo.ch的问询中表示，瑞士联邦外交部无法对香港法院的裁决发表评论，而只能确认“(瑞士联邦外交部)已经通过瑞士驻香港外交人员联系到了普罗金，并(向其提供)领事协助”。
尽管瑞士资讯SWI swissinfo.ch也向中国驻伯尔尼大使馆发出邀请，希望其作出回应，但大使馆方面拒绝置评。
“阻止外国记者”
普罗金表示，他的经历只是中国政府于自2020年实施《国家安全法》以来笼罩在香港上空无法弥散的“恐惧气氛”的诸多实例之一。该法已被多家人权组织打上了“违背民主”的烙印。数千名香港民众因被控参与游行示威活动锒铛入狱，被判服刑数年。
“向公众提供及时、准确、全面的信息变得异常困难，”普罗金介绍称：“批评、质疑无法通过(审核)，而且(整个社会)普遍存在着某种形式的自我审查。没有人敢发声说话-隔墙有耳，一切都会被视频记录下来，更何况(官方)还呼吁积极举报、(向官方)通风报信。”
近期，无国界记者组织针对普罗金案件发布了一份新闻稿，直指这是一场“反新闻讨伐运动”。该组织指出，在过去三年里，约有30名记者和倡导新闻自由的活动人士相继被香港政府起诉。多家媒体也被迫陆续关闭。
“(针对普罗金)精心策划的骚扰活动，其目的显然是为了阻止外国记者报道未来可能发生的游行示威活动，”无国界记者组织亚太地区办事处负责人塞德里克·阿尔维安尼(Cédric Alviani)说。
面对“异常严峻”的形势，选择继续留在这片土地上的香港人不得不 “低调行事，照常埋头工作”，但依然有很多人最终选择了流亡。在普罗金看来，香港正在蒙受“惨重的损失”。这位早已从钟表业退休的的摄影师，希望和家人一起，留在这个他足足生活了半辈子的前英国殖民地。
“在香港，我就犹如这里常年摆设的家具一样，早已成了固定不变的常客，”他打趣道：“当然，我还是瑞士人，但我对香港当地人更情有独钟-他们非常大无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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